参军时我随时携带了两样贵重物品，一是一块紫红色的上海牌夜光手表，这是参军前父亲赠送给我的，我非常喜欢这款手表，那个年代这种颜色的手表很少见，夜光是父亲这位老兵特意选择的，说是为了夜间行动方便。自从到部队后我一直将手表戴在手腕上，每当抬腕看表时，总会想到父亲慈祥的目光，心里暖暖的。
另一件是一个迷你型的半导体，小的只有巴掌大小，放到我们战士的上兜里刚好，最牛的是这半导体还有一副耳机，许多时候，我为了不影响被人就把半导体塞进军装的上衣口袋里，戴上耳机听自己喜欢的新闻或时事要闻，这感觉就和今天的时尚青年戴在耳机听音乐差不多，酷酷的。
我知道部队有严格的纪律约束和要求，加上这两样东西在当时那年代算是奢侈品了，弄不好又要被战友们看作是炫耀，因而我特别小心。
春秋天时，我把手表藏在衣袖里，一般在人多的时候不会抬腕看表，那样会引起一些来自农村战友的误解，即使要看时间，也总算趁着四周没人注意的时候，扒开袖口快速看一眼。到了夏天来临的时节，我都是把手表藏在裤兜里，需要时拿出来看上一眼，因此很长时间战友们都没有发现我有一块颜色和功能都很好的手表。
半导体我也是小心翼翼的收藏着，只有到了午休或晚饭后自由活动的时候，我才会打开听听。比如午休时，大伙都安静地睡觉了，这时我躺在床上，戴上耳机悄悄听广播，由于我是上铺，又有枕头和毛巾作掩护，也没有被发现。
晚上自由活动时，我戴着耳机边走边听，沿着营区散步。当发现有人时就快速将耳机拿掉，塞进海魂衫的圆领里，夜色中也不容易被发现，等人走了再戴上听。有时我嫌一会戴上一会拿掉麻烦，干脆把耳机拿掉，把声音调到最小档，就放着衣兜里听。
有一次还在穿冬装的时候，一大早我去帮助炊事班喂猪，想到猪圈味道够呛，我就把装在上衣兜里的半导体打开，边听边打扫广播里播放的电影《小字辈》里的插曲《青春多美好》，我完全被这柔美的歌声打动，忘却了猪圈的臭味，情不自禁地跟着哼着。忽然有人在背后拍了我一下，吓了我一大跳，我赶紧回头见是炊事班长，只见他瞪着眼睛奇怪地望着我问“我刚才听到有女的在唱歌，声音从哪里来的？”
我随手往小溪对面陆军的营区一指说“大概是他们那里放广播。”班长恍然大悟地点点头，赞叹道“真不错，好听，可惜声音太小了，听不清。”
我赶紧转身想开溜，被班长发现声音是从我身上传来的“站住，你等会。”
我背对着他，以最快的速度将口袋里的半导体关掉，再悠然转过身来问“还有事吗班长？”
班长围着我转了一圈，还夸张地把耳朵贴在我身上，也没有发现奥秘，于是自言自语地说“嘿，奇了怪了，刚才我明明听到是你身上有歌声，还是那个好听的女生，可这一眨眼咋没了，你搞什么鬼？”
我实在忍不住了，仰天大笑起来，把班长笑的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半晌我才上气不接下气地调侃道“我说班长，你是不是想媳妇了，我身上哪有什么女的唱歌，没准那头母猪是你家媳妇知道你想她了，就化作母猪来到你身边给你唱歌了吧。”
班长倒是一个开朗的人，他挠挠头自嘲地说“难道是我白日做梦，还是像你小子说的那样，真是活见鬼。”说完自己也乐了。
打那以后，班长特别注意我，看见我总是上下打量我一番，而我总是忍不住要笑，把战友们都搞糊涂了，一个劲问我们俩咋回事，可我们谁也不能说，搞得神秘叨叨的。
终于在换装水兵服后的一天，我到炊事班帮厨，由于水兵服上衣没有口袋，我只能讲半导体放在裤子口袋里，谁知在蹲下捡菜时，这宝贝滑出了裤兜掉到了地上，我赶紧去捡，还是被眼尖的班长发现了“等会！”
我心里一紧，这下完了，终于暴露了，完蛋了。
班长从我手里一把抢过半导体，拿在手里正面反面看个没完，还把开关打开，里面传来了恰巧也是一首女声独唱的歌《我的祖国》。班长眯着眼睛如痴如醉地听着郭兰英的委婉荡气的歌声，感觉太好了，我不失时机地说“班长，这是昨天我家里刚给我寄来的，说是怕我种地辛苦了听听广播就忘记了。”
班长盯着我哼哼一声冷笑说“昨天寄来的？好像和猪圈里我媳妇的歌声差不多嘛，还想骗我你个小兔崽子。”
说完把半导体装进了自己的裤兜说“我先没收几天，替你保管。”我无奈地点头允诺。
进入夏季农忙后，我们每天都忙的昏天黑地的，很多时候几乎都忘记了时间，那时部队别说是战士，就连干部们也没几个有手表的。像我们连长，压根不需要什么手表，就像老农民一样，啥时候、几点了，只要抬头看看天和太阳的位置就能够猜出大概。
一天下午，我们在稻田里都忙活了好半天了，也没听见值班排长的休息哨，我悄悄掏出手表看了看时间，已经快四点了。正在此时，带队的副连长问我们排长“二排长，几点了？让战士们休息一下。”
我们排长抬头看看天建议道“副连长，我看天气不早了，要不别休息了，再干一会回营房吧，战士们都累了。”
我脱口而出“是啊副连长，都快四点了，排长说得对，一鼓作气干到四点半回去得了。”话一出我就感到坏了，这不是暴露自己吗？真是的。
果然，副连长和排长，还有周围的战友们都在看着我，副连长看着我问“你怎么知道快四点了，你不是城市兵吗？你还会看天？”
这下完了球，我无言以对副连长的话，只能保持沉默。
我们班长盯着我问“是不是你有手表？快交出来。”
我一听急了“干嘛班长，有手表又没有违反纪律，凭什么要我上交？”
班长笑眯眯地说“臭小子，没说上交，但是部队不提倡战士戴手表，你知道吗？”
我从裤兜了拿出了手表，班长和战友们一下子围了上来，顿时炸开了锅“哇塞，这么漂亮的手表，紫红色的，多少钱啊？什么牌子的？”
“给我看看。”副连长的话从人堆外传来，班长忙把手表递到副连长手里，几名排长和副连长围在一起看着我的手表。一会副连长掂了掂我的手表递给我说“这手表不错，上海牌吧，得好几百吧？”
我默默地点点头，班长从我手里拿过手表对排长说“我说排长，你不是马上要回去探亲了吗？到时候把小黄这块表戴上，回去保准牛。”
我一听马上接口“对呀排长，没问题呀，不光是您，咱连的干部和老兵都可以借。”
排长把目光投向了副连长，他爽快地一挥手说“这事我们连部不管了，你们不是有军人管理委员会吗？你们自己决定。”
就这样，我们排长第一个戴着我的手表回去探亲了，到我调离连队，已经有好几位老兵都戴着我的表回去了，体现了浓浓的战友情。
八十年代初开始流行明信片，我当兵后也经常受到同学或朋友寄来的明信片，我都珍藏在我的笔记本里，有空就拿出来像扑克牌似的一张张翻看，战友们也喜欢围在我身边一起看。
可是就在七一党的生日前夕，连队忽然接到上级的通知，要求各部队对战士随身携带的物品进行清查，重点是半导体、手表和明信片，上级的解释是因为这里地处东海前沿，半导体在夜间能够听到台湾的敌特广播，上级严令所有营以下干部战士一律将半导体寄回家。手表也被当成是资产阶级的封私修典型物品要求战士一律不得戴，统统得必须寄回去。最搞笑的是明信片，因为这种明信片上几乎都是一些当年的电影女明星照片，也被认为是扰乱部队军心的物品。
我当然是全连最主要的检查对象，尽管连队干部战士都为我打抱不平，因为自打半导体被炊事班长发现后，也和手表一样，几乎成了连队公用的资产，遇到休息日或自由活动时，经常有许多战友聚集到我们五班宿舍，听我的半导体广播，大家普遍觉得很不错，丰富了战士的业余文化生活。手表除了老兵探亲借外，夜间哨兵站岗，星期天战士外出等也都问我借手表。至于明信片，战士们普遍都有，大伙觉得在那个枯燥的年代，军营里除了训练和工作以外，就没有其他业余生活，更别提女同志了，因此看看明信片上的那些女明星，也是一种享受。
军令如山，我必须严格执行，于是我在战友们的帮助下，做了一个小木盒，将心爱的半导体、手表和一叠明信片都打包寄回了家，哎，那个纯真而有些极左的年代……
另一件是一个迷你型的半导体，小的只有巴掌大小，放到我们战士的上兜里刚好，最牛的是这半导体还有一副耳机，许多时候，我为了不影响被人就把半导体塞进军装的上衣口袋里，戴上耳机听自己喜欢的新闻或时事要闻，这感觉就和今天的时尚青年戴在耳机听音乐差不多，酷酷的。
我知道部队有严格的纪律约束和要求，加上这两样东西在当时那年代算是奢侈品了，弄不好又要被战友们看作是炫耀，因而我特别小心。
春秋天时，我把手表藏在衣袖里，一般在人多的时候不会抬腕看表，那样会引起一些来自农村战友的误解，即使要看时间，也总算趁着四周没人注意的时候，扒开袖口快速看一眼。到了夏天来临的时节，我都是把手表藏在裤兜里，需要时拿出来看上一眼，因此很长时间战友们都没有发现我有一块颜色和功能都很好的手表。
半导体我也是小心翼翼的收藏着，只有到了午休或晚饭后自由活动的时候，我才会打开听听。比如午休时，大伙都安静地睡觉了，这时我躺在床上，戴上耳机悄悄听广播，由于我是上铺，又有枕头和毛巾作掩护，也没有被发现。
晚上自由活动时，我戴着耳机边走边听，沿着营区散步。当发现有人时就快速将耳机拿掉，塞进海魂衫的圆领里，夜色中也不容易被发现，等人走了再戴上听。有时我嫌一会戴上一会拿掉麻烦，干脆把耳机拿掉，把声音调到最小档，就放着衣兜里听。
有一次还在穿冬装的时候，一大早我去帮助炊事班喂猪，想到猪圈味道够呛，我就把装在上衣兜里的半导体打开，边听边打扫广播里播放的电影《小字辈》里的插曲《青春多美好》，我完全被这柔美的歌声打动，忘却了猪圈的臭味，情不自禁地跟着哼着。忽然有人在背后拍了我一下，吓了我一大跳，我赶紧回头见是炊事班长，只见他瞪着眼睛奇怪地望着我问“我刚才听到有女的在唱歌，声音从哪里来的？”
我随手往小溪对面陆军的营区一指说“大概是他们那里放广播。”班长恍然大悟地点点头，赞叹道“真不错，好听，可惜声音太小了，听不清。”
我赶紧转身想开溜，被班长发现声音是从我身上传来的“站住，你等会。”
我背对着他，以最快的速度将口袋里的半导体关掉，再悠然转过身来问“还有事吗班长？”
班长围着我转了一圈，还夸张地把耳朵贴在我身上，也没有发现奥秘，于是自言自语地说“嘿，奇了怪了，刚才我明明听到是你身上有歌声，还是那个好听的女生，可这一眨眼咋没了，你搞什么鬼？”
我实在忍不住了，仰天大笑起来，把班长笑的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半晌我才上气不接下气地调侃道“我说班长，你是不是想媳妇了，我身上哪有什么女的唱歌，没准那头母猪是你家媳妇知道你想她了，就化作母猪来到你身边给你唱歌了吧。”
班长倒是一个开朗的人，他挠挠头自嘲地说“难道是我白日做梦，还是像你小子说的那样，真是活见鬼。”说完自己也乐了。
打那以后，班长特别注意我，看见我总是上下打量我一番，而我总是忍不住要笑，把战友们都搞糊涂了，一个劲问我们俩咋回事，可我们谁也不能说，搞得神秘叨叨的。
终于在换装水兵服后的一天，我到炊事班帮厨，由于水兵服上衣没有口袋，我只能讲半导体放在裤子口袋里，谁知在蹲下捡菜时，这宝贝滑出了裤兜掉到了地上，我赶紧去捡，还是被眼尖的班长发现了“等会！”
我心里一紧，这下完了，终于暴露了，完蛋了。
班长从我手里一把抢过半导体，拿在手里正面反面看个没完，还把开关打开，里面传来了恰巧也是一首女声独唱的歌《我的祖国》。班长眯着眼睛如痴如醉地听着郭兰英的委婉荡气的歌声，感觉太好了，我不失时机地说“班长，这是昨天我家里刚给我寄来的，说是怕我种地辛苦了听听广播就忘记了。”
班长盯着我哼哼一声冷笑说“昨天寄来的？好像和猪圈里我媳妇的歌声差不多嘛，还想骗我你个小兔崽子。”
说完把半导体装进了自己的裤兜说“我先没收几天，替你保管。”我无奈地点头允诺。
进入夏季农忙后，我们每天都忙的昏天黑地的，很多时候几乎都忘记了时间，那时部队别说是战士，就连干部们也没几个有手表的。像我们连长，压根不需要什么手表，就像老农民一样，啥时候、几点了，只要抬头看看天和太阳的位置就能够猜出大概。
一天下午，我们在稻田里都忙活了好半天了，也没听见值班排长的休息哨，我悄悄掏出手表看了看时间，已经快四点了。正在此时，带队的副连长问我们排长“二排长，几点了？让战士们休息一下。”
我们排长抬头看看天建议道“副连长，我看天气不早了，要不别休息了，再干一会回营房吧，战士们都累了。”
我脱口而出“是啊副连长，都快四点了，排长说得对，一鼓作气干到四点半回去得了。”话一出我就感到坏了，这不是暴露自己吗？真是的。
果然，副连长和排长，还有周围的战友们都在看着我，副连长看着我问“你怎么知道快四点了，你不是城市兵吗？你还会看天？”
这下完了球，我无言以对副连长的话，只能保持沉默。
我们班长盯着我问“是不是你有手表？快交出来。”
我一听急了“干嘛班长，有手表又没有违反纪律，凭什么要我上交？”
班长笑眯眯地说“臭小子，没说上交，但是部队不提倡战士戴手表，你知道吗？”
我从裤兜了拿出了手表，班长和战友们一下子围了上来，顿时炸开了锅“哇塞，这么漂亮的手表，紫红色的，多少钱啊？什么牌子的？”
“给我看看。”副连长的话从人堆外传来，班长忙把手表递到副连长手里，几名排长和副连长围在一起看着我的手表。一会副连长掂了掂我的手表递给我说“这手表不错，上海牌吧，得好几百吧？”
我默默地点点头，班长从我手里拿过手表对排长说“我说排长，你不是马上要回去探亲了吗？到时候把小黄这块表戴上，回去保准牛。”
我一听马上接口“对呀排长，没问题呀，不光是您，咱连的干部和老兵都可以借。”
排长把目光投向了副连长，他爽快地一挥手说“这事我们连部不管了，你们不是有军人管理委员会吗？你们自己决定。”
就这样，我们排长第一个戴着我的手表回去探亲了，到我调离连队，已经有好几位老兵都戴着我的表回去了，体现了浓浓的战友情。
八十年代初开始流行明信片，我当兵后也经常受到同学或朋友寄来的明信片，我都珍藏在我的笔记本里，有空就拿出来像扑克牌似的一张张翻看，战友们也喜欢围在我身边一起看。
可是就在七一党的生日前夕，连队忽然接到上级的通知，要求各部队对战士随身携带的物品进行清查，重点是半导体、手表和明信片，上级的解释是因为这里地处东海前沿，半导体在夜间能够听到台湾的敌特广播，上级严令所有营以下干部战士一律将半导体寄回家。手表也被当成是资产阶级的封私修典型物品要求战士一律不得戴，统统得必须寄回去。最搞笑的是明信片，因为这种明信片上几乎都是一些当年的电影女明星照片，也被认为是扰乱部队军心的物品。
我当然是全连最主要的检查对象，尽管连队干部战士都为我打抱不平，因为自打半导体被炊事班长发现后，也和手表一样，几乎成了连队公用的资产，遇到休息日或自由活动时，经常有许多战友聚集到我们五班宿舍，听我的半导体广播，大家普遍觉得很不错，丰富了战士的业余文化生活。手表除了老兵探亲借外，夜间哨兵站岗，星期天战士外出等也都问我借手表。至于明信片，战士们普遍都有，大伙觉得在那个枯燥的年代，军营里除了训练和工作以外，就没有其他业余生活，更别提女同志了，因此看看明信片上的那些女明星，也是一种享受。
军令如山，我必须严格执行，于是我在战友们的帮助下，做了一个小木盒，将心爱的半导体、手表和一叠明信片都打包寄回了家，哎，那个纯真而有些极左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