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末秋初，裴通终于整理好了行装，陛辞归藩，裴该亲自送出洛阳东门。
慕容皝时亦在洛阳，乃上奏恳请，说东北方情势臣最稔熟，希望可以护卫韩王，送其归藩。
此前裴该以征高句丽得胜，酬奖功绩为由，召慕容皝入京，慕容廆本不愿遣，还是慕容皝自己说：“天子既下诏命，岂可推拒不遵？今北方强者，唯我与拓跋，儿臣请入觐天子，恳请天子授命，允父王去讨拓跋，从此统一鲜卑，雄踞大漠。”
慕容皝乃是慕容廆的次子，却是嫡长，年方若冠，便已被册封为辽王世子。此人颇有才略，却性情多疑，不但猜忌庶兄慕容翰，跟几个同母兄弟慕容仁、慕容昭等，关系也不怎么好。因而慕容皝常虑世子之位坐不久长，乃希望靠着入洛觐见，得到朝廷撑腰，则诸兄弟或将不敢再觊觎储君之位了。
本以为朝觐天子，接受犒赏，拉拉关系，找找靠山，顶多在中原居留半年左右，便可返归东北去的，谁想慕容皝既至洛阳，即被任命为礼部主客司郎中——看这样子，短期内是不打算让他回老家了。
慕容皝等于是辽藩在朝中的任子，一般情况下，这种身份不过给个散职，留在都内悠游闲居罢了；然而裴该颇为看得起这位原本历史上的前燕文明帝，直接授意政事堂和吏部，给了他一个实打实的职务。
慕容皝虽然感激天子的厚遇，却并不想就此踏实在朝中做官——朝官做得再大有啥用啊？除非我能入政事堂拜相，但且不说藩王世子的身份，光我的年岁，就绝不可能实授三品。他担心自己久离本部，将会逐渐的与乃父慕容廆，以及父亲左右亲信生分起来，最终导致兄弟们有机可乘。
于是刻意奉迎中书右仆射裴诜，然后寻机委婉地道出顾虑，希望裴诜能够相助自己返归本部。裴诜笑着安慰他说：“若在国中，兄弟觊觎，即生父亦不能无疑，何如暂离啊？但得天子信重，辽王之位，迟早是卿的——此所以申生在内而亡，重耳出外得生也。”
慕容皝心说这中国的史事么，我也是了解的，你可别蒙我。照你的意思，我慕容部迟早大乱，然后我要等到七老八十再回去收拾残局？重耳即便能霸，颠沛流离一辈子，他在位才有几年啊？这种君主，不做也罢……
然亦无计可施。故而此番裴通之国，慕容皝就提出来了，以自身熟悉东北事务为藉口，请求代天子送韩王前往带方——只要到了东北地区，再回家就是一迈腿的事儿，到时候天高任鸟飞，朝廷还能强迫我再回来不成么？
然而奏虽上，天子却仍不许……
正如裴诜所说，裴该确实盼着慕容廆死后，诸子争权，慕容部大乱，到时候才好利用慕容皝，将其部彻底掌控在手中。
且说裴通去不过两月余，才刚抵达带方郡，便有上奏送回都内，说国相王贡乘坐海船时，不慎落水殒难……
裴该得奏，不禁唏嘘，心说王子赐你精明了一辈子，最终还是着了人的道儿啊。
裴该之所以准许王贡追随裴通北上，并非如裴诜所说，要先把那“毒士”放诸荒远，然后再找机会收拾——真若有此心，他大可以密令裴通下手嘛。一则蛮夷之事向来难弄，确实需要王贡之类的人物协助裴通；二则他也希望王贡就此可以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从而落得一个好下场。
王贡实设谋以害裴丕，虽然并无实证，裴该也自然心中有数。然而他本人是那场事变的受益者，又怎么会因此而痛恨王贡呢？恼怒王贡谋而不告、专断自为是有的，心伤裴通殒命也是有的，但还到不了因此就想除去王贡的地步。终究裴丕等人跟他只有名义上的亲眷关系，比起接触频密，从而多少培养出了一些感情来，远远不如王贡。
然而裴该一见裴通上奏，当即明白，王贡绝非偶然落水陨难，其中必有蹊跷！但此事即便下于有司，下令彻查，估计也不会有啥结果，更不可能直接去问裴通。再者说了，以裴通的性情，未必能为此事，或许是有人挑唆他谋害了王贡，也有可能是朝中那些忌恨王贡者，随便哪个买的凶，杀的人。
裴通可是领着连官吏带兵卒，好几千人泛海前往东北去的，想往其中塞一两名刺客，绝不烦难。裴该最怀疑的，乃是裴轸、裴彬，终究他们是裴丕的亲兄弟啊，倘若从裴嶷或裴诜处听闻一言半语，或者自己通过分析查出了杀害裴丕的真凶，乃使人私害王贡，实在情理之中。
至于其他朝臣，虽恶王贡，但还很少有人与之真正仇不可解的；他们多半希望能够寻机以国法处置王贡，好就此杜绝对内的密侦之风，未必会私下里下毒手。唯有诸裴，欲为裴丕报仇，但这事儿又不能摆在明面上，便只能为此下策了。
裴该不禁黯然，心说即便我再如何精明，“难眩以伪”，终究也有被人蒙骗的时候啊。偏偏此事又不便彻查，若恐王贡沉冤不雪，则裴丕又如何啊？倒真应合了佛家的一句话：“自造其因，自食其果。”又如唐代宗所言：“不痴不聋，不作阿家阿翁。”一家之主是如此，一国之主又有什么区别呢？
该装聋作哑的时候，也只好装聋作哑吧……
于是乃下诏旌表王贡，追增三品，荫其子嗣，并准韩王所奏，改以勃海人高瞻但任韩王相。
裴该自我安慰道：王贡虽死，其恶自消，或许还能名垂青史，总比将来某一天身败名裂要来得幸运些吧。如《列子》语：“可以生而生，天福也；可以死而死，天福也。”
——————————
江南方面，经过王导等人的反复劝说，司马睿终于默许了称帝之事，打算挑个好日子就迈出那最后一步去——虽然心不甘愿，也不好一直跟臣僚们顶着干啊，必致政权分崩离析。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传来李雄出降，巴氐殄灭的消息，司马睿闻报大惊，就此收回前命，不管百僚再如何劝说甚至于逼迫，都坚决不肯僭位了。
再说报至武昌，王敦不禁默然。华势方炽，挟平定中原之威，发喋血百战之锐，击败蜀中李氏，本也是预料中事，但他没想到会这么快……原本还计划着先拱司马睿登基，则可依诸葛亮故事，承认成国，然后相互策应，共抗华师，一如吴、蜀对魏。
蜀地山川险要，易守难攻，想当年以刘璋无谋之辈踞守，且更开门揖盗，尚能阻刘备于雒城整整一年，要等荆州兵复东向三巴，两向夹攻，方始被迫而降。再如钟会伐蜀，唾手而得汉中，却仍为姜维阻于剑阁，若非邓艾偷渡阴平，几乎前功尽弃。邓艾之谋，原本就很凶险，非用兵之正道，难道当世还能再出个邓士载，不但能战，而且运气还上佳吗？
哦，当世确无邓艾，但有一个甄随……
王处仲只得急召亲信商议，说：“前者，我造舟船，练水师，欲凭长江天险，以阻北军，徐徐待天下形势有变。然今华人既下巴蜀，乃可如国初故事，顺江而下，以谋武昌、建康。彼今精锐不下二十万，而江南之兵，扫数不过十万罢了，恐难抵御——卿等何以教我？”
钱凤就此提出谏言，说：“臣不敢言必拒华师，但当进言明公，使实冲要之防，以免为敌轻松得趁——此前唯备江北，今须更备巴蜀，则荆襄实为枢纽要害，令弟世将，实不能守也……”
王廙在诸兄弟中，跟王敦走得比较近，所以王敦才会排挤周访，而任命他为荆州刺史。但是钱凤说了，现在不是任人唯亲的时候，以王世将的能力，实在难当方面重任啊——此前两次谋攻汉中，都被杨虎给怼了回来，便是明证。
王敦的姐夫郑澹也建议，应当召王廙返回武昌，而更易荆州刺史，同时加强建平的防卫，以备华军东出三巴。
王敦便问：“卿等以为，谁可代世将守牧荆州啊？”
沈充答道：“谯王可也。”
谯王司马承时任襄阳太守，其实此人的能力也很一般，但比起军政两道都彻底短板的王廙来，哪怕世传不足六尺的晏婴都是巨人了，且其勇于任事，更非王廙可比。
沈充建议以司马承为荆州刺史，而让甘卓、桓罴辅佐司马承，同时下令湘州刺史应詹招募蛮兵，随时做好北援荆州的准备。
王敦闻言，捻须沉吟不语。钱凤察知其意，乃摆手道：“谯王并非合适的人选，不可任。”
关键司马承是司马家人，不是王家人，他跟王敦更象是盟友关系——暂时合作以扶江南半壁而御北人也。王敦顾虑到荆州刺史权重，一旦被司马家人得之，那么首先得利的将是建康城内的司马睿，而不是自己或者王家了。
因此钱凤就推荐王敦之兄王含出任荆州刺史。王含曾任庐江太守，后来司马邺用裴该之言，收回了庐江郡，改属兖州，王含即返回建康，于司马睿称晋王后，被任命为都督扬州江西诸军事，驻在柴桑。这人的能力吧，也就那么一回事儿，不过总比王廙要来得强些吧。
王敦允可此议，但问：“阿兄若西，柴桑谁守？”
柴桑位于江、荆两州的交界处，亦凭江而守，地理位置之重要，于中游仅次于武昌。
郑澹毛遂自荐道：“吾愿为明公守……”眼角一瞥，貌似其他人对此都不怎么感兴趣，于是及时改口：“愿辅公子以守之。”
所谓“公子”，就是指的王应——王应本为王含之子，王敦无嗣，乃收其为养子。
王敦不禁叹息道：“我琅琊王氏，如茂弘一般学问精深者不少，然能披甲执戈，为国家御寇者，罕矣……”除了本人，就没有一个能打的！
哦，原本还有个王澄王平子，勉强凑合，可惜被我给沉了江了……
乃准郑澹之言，命其佐王应而守柴桑。沈充复进言，以恐华军巢湖水师出濡须口，请实芜湖之防——“望明公授臣楼船两艘，蒙冲、斗舰三四十，臣为明公守芜湖，若华舟出濡须水而东，请为明公阻之十日，以待明公将大军来，夹击摧破之。
“华人欲与我争雄于江上，必造舟师，或出三巴，或出巢湖。其主力必渡江直指建康，有邓伯山守备石头，明公复破其巢湖舟师，东下横江，则必不能渡，强渡则毙。若复有舟船出三巴而向荆襄，则唯令兄处弘（王含）牵绊之，明公待平东寇后复西，亦不难取胜也。”
王敦点头道：“士居所言有理，实乃万之策——即与卿舟船，往镇芜湖，务必坚守，以待我来。”
——————————
江南方面的人事调动，很快便传入了洛阳——王贡虽然死了，他那一整套谍报网络并未因此废置——恰逢陶侃奉诏归来，裴该便与之商议、品评。
裴该首先就笑着说：“江南其无人乎？王处仲虽罢王世将，亦多用自家亲眷。”
陶侃摇摇头，说：“甘季思（甘卓）、应怀远（应詹）、邓伯山，乃至沈士居，皆可寄方面之任，其才虽不能与我朝诸将相比类，凭险操舟而守，亦未必下人，奈何王氏唯信其亲，岂肯授权柄于他人啊？”
想当初自己和周访就是遭到王敦的排挤，才被赶到北边儿来的，实为因祸得福——陶侃心说我若还在江东，估计最高不过如甘卓一般，去给王含、王应之流货色打下手罢了。
裴该又问陶侃：“王处仲既命实建平之守，西舟难以遽下——尚须于三巴造船否？”终究建康空虚，咱们的主攻目标肯定放在东线，西线是否有增援，貌似并不重要了吧。
陶侃回答说：“仍须于三巴造船，一则可牵制荆州兵马，不使东援，二则——建平至秭归，峡窄流湍，易下难上，我若以大舟船东向，岂是容易遏阻的？即取建康，司马睿俯首，倘若荆、江两州不定，王处仲亦必不肯降，恐怕战事迁延不决。”
裴该三问：“今使卿往巢湖，统领水师，未知对敌王处仲，可有胜算么？”
陶侃闻言犹豫了一下，方才缓缓回答道：“臣当先往，觇其形势，再奏陛下……”看其表情，貌似并没太大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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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容皝时亦在洛阳，乃上奏恳请，说东北方情势臣最稔熟，希望可以护卫韩王，送其归藩。
此前裴该以征高句丽得胜，酬奖功绩为由，召慕容皝入京，慕容廆本不愿遣，还是慕容皝自己说：“天子既下诏命，岂可推拒不遵？今北方强者，唯我与拓跋，儿臣请入觐天子，恳请天子授命，允父王去讨拓跋，从此统一鲜卑，雄踞大漠。”
慕容皝乃是慕容廆的次子，却是嫡长，年方若冠，便已被册封为辽王世子。此人颇有才略，却性情多疑，不但猜忌庶兄慕容翰，跟几个同母兄弟慕容仁、慕容昭等，关系也不怎么好。因而慕容皝常虑世子之位坐不久长，乃希望靠着入洛觐见，得到朝廷撑腰，则诸兄弟或将不敢再觊觎储君之位了。
本以为朝觐天子，接受犒赏，拉拉关系，找找靠山，顶多在中原居留半年左右，便可返归东北去的，谁想慕容皝既至洛阳，即被任命为礼部主客司郎中——看这样子，短期内是不打算让他回老家了。
慕容皝等于是辽藩在朝中的任子，一般情况下，这种身份不过给个散职，留在都内悠游闲居罢了；然而裴该颇为看得起这位原本历史上的前燕文明帝，直接授意政事堂和吏部，给了他一个实打实的职务。
慕容皝虽然感激天子的厚遇，却并不想就此踏实在朝中做官——朝官做得再大有啥用啊？除非我能入政事堂拜相，但且不说藩王世子的身份，光我的年岁，就绝不可能实授三品。他担心自己久离本部，将会逐渐的与乃父慕容廆，以及父亲左右亲信生分起来，最终导致兄弟们有机可乘。
于是刻意奉迎中书右仆射裴诜，然后寻机委婉地道出顾虑，希望裴诜能够相助自己返归本部。裴诜笑着安慰他说：“若在国中，兄弟觊觎，即生父亦不能无疑，何如暂离啊？但得天子信重，辽王之位，迟早是卿的——此所以申生在内而亡，重耳出外得生也。”
慕容皝心说这中国的史事么，我也是了解的，你可别蒙我。照你的意思，我慕容部迟早大乱，然后我要等到七老八十再回去收拾残局？重耳即便能霸，颠沛流离一辈子，他在位才有几年啊？这种君主，不做也罢……
然亦无计可施。故而此番裴通之国，慕容皝就提出来了，以自身熟悉东北事务为藉口，请求代天子送韩王前往带方——只要到了东北地区，再回家就是一迈腿的事儿，到时候天高任鸟飞，朝廷还能强迫我再回来不成么？
然而奏虽上，天子却仍不许……
正如裴诜所说，裴该确实盼着慕容廆死后，诸子争权，慕容部大乱，到时候才好利用慕容皝，将其部彻底掌控在手中。
且说裴通去不过两月余，才刚抵达带方郡，便有上奏送回都内，说国相王贡乘坐海船时，不慎落水殒难……
裴该得奏，不禁唏嘘，心说王子赐你精明了一辈子，最终还是着了人的道儿啊。
裴该之所以准许王贡追随裴通北上，并非如裴诜所说，要先把那“毒士”放诸荒远，然后再找机会收拾——真若有此心，他大可以密令裴通下手嘛。一则蛮夷之事向来难弄，确实需要王贡之类的人物协助裴通；二则他也希望王贡就此可以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从而落得一个好下场。
王贡实设谋以害裴丕，虽然并无实证，裴该也自然心中有数。然而他本人是那场事变的受益者，又怎么会因此而痛恨王贡呢？恼怒王贡谋而不告、专断自为是有的，心伤裴通殒命也是有的，但还到不了因此就想除去王贡的地步。终究裴丕等人跟他只有名义上的亲眷关系，比起接触频密，从而多少培养出了一些感情来，远远不如王贡。
然而裴该一见裴通上奏，当即明白，王贡绝非偶然落水陨难，其中必有蹊跷！但此事即便下于有司，下令彻查，估计也不会有啥结果，更不可能直接去问裴通。再者说了，以裴通的性情，未必能为此事，或许是有人挑唆他谋害了王贡，也有可能是朝中那些忌恨王贡者，随便哪个买的凶，杀的人。
裴通可是领着连官吏带兵卒，好几千人泛海前往东北去的，想往其中塞一两名刺客，绝不烦难。裴该最怀疑的，乃是裴轸、裴彬，终究他们是裴丕的亲兄弟啊，倘若从裴嶷或裴诜处听闻一言半语，或者自己通过分析查出了杀害裴丕的真凶，乃使人私害王贡，实在情理之中。
至于其他朝臣，虽恶王贡，但还很少有人与之真正仇不可解的；他们多半希望能够寻机以国法处置王贡，好就此杜绝对内的密侦之风，未必会私下里下毒手。唯有诸裴，欲为裴丕报仇，但这事儿又不能摆在明面上，便只能为此下策了。
裴该不禁黯然，心说即便我再如何精明，“难眩以伪”，终究也有被人蒙骗的时候啊。偏偏此事又不便彻查，若恐王贡沉冤不雪，则裴丕又如何啊？倒真应合了佛家的一句话：“自造其因，自食其果。”又如唐代宗所言：“不痴不聋，不作阿家阿翁。”一家之主是如此，一国之主又有什么区别呢？
该装聋作哑的时候，也只好装聋作哑吧……
于是乃下诏旌表王贡，追增三品，荫其子嗣，并准韩王所奏，改以勃海人高瞻但任韩王相。
裴该自我安慰道：王贡虽死，其恶自消，或许还能名垂青史，总比将来某一天身败名裂要来得幸运些吧。如《列子》语：“可以生而生，天福也；可以死而死，天福也。”
——————————
江南方面，经过王导等人的反复劝说，司马睿终于默许了称帝之事，打算挑个好日子就迈出那最后一步去——虽然心不甘愿，也不好一直跟臣僚们顶着干啊，必致政权分崩离析。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传来李雄出降，巴氐殄灭的消息，司马睿闻报大惊，就此收回前命，不管百僚再如何劝说甚至于逼迫，都坚决不肯僭位了。
再说报至武昌，王敦不禁默然。华势方炽，挟平定中原之威，发喋血百战之锐，击败蜀中李氏，本也是预料中事，但他没想到会这么快……原本还计划着先拱司马睿登基，则可依诸葛亮故事，承认成国，然后相互策应，共抗华师，一如吴、蜀对魏。
蜀地山川险要，易守难攻，想当年以刘璋无谋之辈踞守，且更开门揖盗，尚能阻刘备于雒城整整一年，要等荆州兵复东向三巴，两向夹攻，方始被迫而降。再如钟会伐蜀，唾手而得汉中，却仍为姜维阻于剑阁，若非邓艾偷渡阴平，几乎前功尽弃。邓艾之谋，原本就很凶险，非用兵之正道，难道当世还能再出个邓士载，不但能战，而且运气还上佳吗？
哦，当世确无邓艾，但有一个甄随……
王处仲只得急召亲信商议，说：“前者，我造舟船，练水师，欲凭长江天险，以阻北军，徐徐待天下形势有变。然今华人既下巴蜀，乃可如国初故事，顺江而下，以谋武昌、建康。彼今精锐不下二十万，而江南之兵，扫数不过十万罢了，恐难抵御——卿等何以教我？”
钱凤就此提出谏言，说：“臣不敢言必拒华师，但当进言明公，使实冲要之防，以免为敌轻松得趁——此前唯备江北，今须更备巴蜀，则荆襄实为枢纽要害，令弟世将，实不能守也……”
王廙在诸兄弟中，跟王敦走得比较近，所以王敦才会排挤周访，而任命他为荆州刺史。但是钱凤说了，现在不是任人唯亲的时候，以王世将的能力，实在难当方面重任啊——此前两次谋攻汉中，都被杨虎给怼了回来，便是明证。
王敦的姐夫郑澹也建议，应当召王廙返回武昌，而更易荆州刺史，同时加强建平的防卫，以备华军东出三巴。
王敦便问：“卿等以为，谁可代世将守牧荆州啊？”
沈充答道：“谯王可也。”
谯王司马承时任襄阳太守，其实此人的能力也很一般，但比起军政两道都彻底短板的王廙来，哪怕世传不足六尺的晏婴都是巨人了，且其勇于任事，更非王廙可比。
沈充建议以司马承为荆州刺史，而让甘卓、桓罴辅佐司马承，同时下令湘州刺史应詹招募蛮兵，随时做好北援荆州的准备。
王敦闻言，捻须沉吟不语。钱凤察知其意，乃摆手道：“谯王并非合适的人选，不可任。”
关键司马承是司马家人，不是王家人，他跟王敦更象是盟友关系——暂时合作以扶江南半壁而御北人也。王敦顾虑到荆州刺史权重，一旦被司马家人得之，那么首先得利的将是建康城内的司马睿，而不是自己或者王家了。
因此钱凤就推荐王敦之兄王含出任荆州刺史。王含曾任庐江太守，后来司马邺用裴该之言，收回了庐江郡，改属兖州，王含即返回建康，于司马睿称晋王后，被任命为都督扬州江西诸军事，驻在柴桑。这人的能力吧，也就那么一回事儿，不过总比王廙要来得强些吧。
王敦允可此议，但问：“阿兄若西，柴桑谁守？”
柴桑位于江、荆两州的交界处，亦凭江而守，地理位置之重要，于中游仅次于武昌。
郑澹毛遂自荐道：“吾愿为明公守……”眼角一瞥，貌似其他人对此都不怎么感兴趣，于是及时改口：“愿辅公子以守之。”
所谓“公子”，就是指的王应——王应本为王含之子，王敦无嗣，乃收其为养子。
王敦不禁叹息道：“我琅琊王氏，如茂弘一般学问精深者不少，然能披甲执戈，为国家御寇者，罕矣……”除了本人，就没有一个能打的！
哦，原本还有个王澄王平子，勉强凑合，可惜被我给沉了江了……
乃准郑澹之言，命其佐王应而守柴桑。沈充复进言，以恐华军巢湖水师出濡须口，请实芜湖之防——“望明公授臣楼船两艘，蒙冲、斗舰三四十，臣为明公守芜湖，若华舟出濡须水而东，请为明公阻之十日，以待明公将大军来，夹击摧破之。
“华人欲与我争雄于江上，必造舟师，或出三巴，或出巢湖。其主力必渡江直指建康，有邓伯山守备石头，明公复破其巢湖舟师，东下横江，则必不能渡，强渡则毙。若复有舟船出三巴而向荆襄，则唯令兄处弘（王含）牵绊之，明公待平东寇后复西，亦不难取胜也。”
王敦点头道：“士居所言有理，实乃万之策——即与卿舟船，往镇芜湖，务必坚守，以待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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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方面的人事调动，很快便传入了洛阳——王贡虽然死了，他那一整套谍报网络并未因此废置——恰逢陶侃奉诏归来，裴该便与之商议、品评。
裴该首先就笑着说：“江南其无人乎？王处仲虽罢王世将，亦多用自家亲眷。”
陶侃摇摇头，说：“甘季思（甘卓）、应怀远（应詹）、邓伯山，乃至沈士居，皆可寄方面之任，其才虽不能与我朝诸将相比类，凭险操舟而守，亦未必下人，奈何王氏唯信其亲，岂肯授权柄于他人啊？”
想当初自己和周访就是遭到王敦的排挤，才被赶到北边儿来的，实为因祸得福——陶侃心说我若还在江东，估计最高不过如甘卓一般，去给王含、王应之流货色打下手罢了。
裴该又问陶侃：“王处仲既命实建平之守，西舟难以遽下——尚须于三巴造船否？”终究建康空虚，咱们的主攻目标肯定放在东线，西线是否有增援，貌似并不重要了吧。
陶侃回答说：“仍须于三巴造船，一则可牵制荆州兵马，不使东援，二则——建平至秭归，峡窄流湍，易下难上，我若以大舟船东向，岂是容易遏阻的？即取建康，司马睿俯首，倘若荆、江两州不定，王处仲亦必不肯降，恐怕战事迁延不决。”
裴该三问：“今使卿往巢湖，统领水师，未知对敌王处仲，可有胜算么？”
陶侃闻言犹豫了一下，方才缓缓回答道：“臣当先往，觇其形势，再奏陛下……”看其表情，貌似并没太大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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