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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利上任后不久，就通知我去谈工作。
他对我说：彼得，我对你很信任。只要我当一天局长，你就有一天饭吃。我知道他这话是针对我在D 处三科最后一年中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说的。
他还建议我辞去K处的顾问职务，专门在他手下工作。
我让你当我的反间谍私人顾问，他说，你可以在我隔壁的房间里办公，并像以前那样翻阅所有文件。但我想让你为我研究些新问题。我不希望你整天陷在K 处的案件中，我要你考虑未来。
我们制定一个新的日程，其中某些部分是我喜爱的，但有些却是我不喜欢的。他要我继续负责维诺纳工作，并同意我们应当在世界范围内对遗留通讯进行一次全面的搜索。
他要我注意北爱尔兰的情况。
彼得，你给我出点主意，他对我说，看看，你能做些什么
他让我负责计算机工作小组。当时这个小组正在计划将军情五处的档案工作实现计算机化，预计在七十年代中期会出现一个飞跃。D 处三科曾使我透彻地了解到档案室在帮助查找追踪线索时的作用。汉利希望我把这些技术应用于计算机化的工作中去。
开始，我以为在爱尔兰可以找到生机勃勃的新生活。我到那里去了几趟以后，却使我想起塞浦路斯，动摇不定的英国政策在那里加剧了矛盾的激化。我第一次访问爱尔兰时，英国政府正在向全世界宣称英国同爱尔兰的局势已经好转。我用了整整半个月时间，审阅了一年中的全部爆炸事件记录。我画了一张表，这张表说明爆炸事件正在直线上升。这就是好转的安全局势！同塞浦路斯一样，军队和政客们干脆拒绝面对现实。
我唯一的建议就是在爱尔兰共和国的电话线上安装一个窃听系统。爱尔兰共和国通过边境的线路都隐蔽得很好，而临时共和军的重要通讯都是从共和国西海岸传送到都柏林的。我设计了一个方案，用一个小包装箱的窃听机来截取从英国驻都柏林使馆阁楼发出来的微波。尽管军情五处批准了这一计划，但外交部却否定了这个计划。当时就要签定森宁代尔协定了，外交部非常害怕有关这个计划的消息泄漏出去。我向他们指出，塞浦路斯的根本教训就在于没有一个决定性的安全优势，因而政治谈判极不稳定。但当时他们听不进去，因此后来森宁代尔协定的流产对我来说就毫不意外了。
都柏林计划没有实现，我很失望。从这件事我看到，官僚们对局势的控制已经到了专横的地步，二十年前我们是可以毫无顾忌地处理这件事的。我曾建议研究一下对临时共和军安装伪装炸弹的可能性。这一计划在军情六处的协助下是完全可以实现的，正如当时我们在塞浦路斯的格里瓦斯的电话线上安装伪装接收机一样。但这次就连军情五处的负责人员也很害怕，拒绝对计划作进一步研究。
这是谋杀。他们说。
他们每天都在残杀无辜，我说，你们认为英国人民会希望我们采取什么政策呢？
爱尔兰局势是使军情五处对国内问题发生决定性改变的因素之一。六十年代的学潮到了七十年代初逐渐被罢工所取代，一九七二年的煤矿工人罢工以及连续不断的汽车工人罢工对希思政府的决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收集有关国内颠覆活动的情报。
这也是军情五处头儿最敏感的一个领域，需要一位有魄力的人物来保持他和整个五处的独立地位。汉利上台前后的情况说明，他事先没有应付这种压力的准备。琼斯当年一贯维护军情五处的独立地位，而汉利则决定听从上级的命令，尽量向他们提供大量的有关国内问题的情报。
按照传统，K处一直在军情五处享有最高的威信，而F处则是军情五处的一个穷亲戚，有能力的官员都不到那儿去。F 处的工作一向不负责任，而且主持F 处的是个整天乐呵呵的酒徒。汉利上台以后，对K 处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却对F 处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从此，我们就失去了包括迈克尔麦考尔在内的一大批功绩卓著的反间谍官员。
然而这一变动的潜在危机出现在我退休以后。一九八一年约翰琼斯爵士被任命为局长，他是汉利的新组织中F 处的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终于在最高宝座上立稳了脚根。他是继霍利斯以后的第一个没有反间谍工作经验而获得成功的局长。他是一个十足的F 处官员，他的任命充分说明军情五处中心力量的决定性转折。
汉利上台后不久，曾召集A处和F处的高级官员开会，讨论怎样确定军情五处变化中的首要任务。会议一开始，汉利就作了关于国内颠覆活动情况和他称之为广泛的左派势力问题的报告。他说首相和内政部要求我们把主要精力用来对付这个目标。然后，他又让F 处的一名叫做戴维兰塞姆的野心勃勃的青年起来发言。他简略地汇报了一批左翼团体，如工人革命党、社会主义工人党等组织的结构和活动情况。
汉利很喜欢搞讨论会，这个会几乎开了整整一天。F 处要求放宽对窃听电话和截查信件的限制，并希望同邮局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由于敌人是分散的，他们必须依靠通讯来建立联系，因而依靠通讯来找问题是惟一的方法。约翰琼斯善于鼓动。他宣称，F 处所需要的技术资源应由K 处来做主，因为指挥间谍已经不能作为掩护的主要手段了。首先他不能让他的官员们打入这些左翼团体，因为他们大都生活淫荡，军情五处甚至连一个官员也不愿意为国家作些牺牲。换言之，如果招募间谍，必定要冒社会生活和丑闻的危险，因此，惟一的办法就是使用技术手段。看来，汉利是同意琼斯的。
他对我说：彼得，我对你很信任。只要我当一天局长，你就有一天饭吃。我知道他这话是针对我在D 处三科最后一年中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说的。
他还建议我辞去K处的顾问职务，专门在他手下工作。
我让你当我的反间谍私人顾问，他说，你可以在我隔壁的房间里办公，并像以前那样翻阅所有文件。但我想让你为我研究些新问题。我不希望你整天陷在K 处的案件中，我要你考虑未来。
我们制定一个新的日程，其中某些部分是我喜爱的，但有些却是我不喜欢的。他要我继续负责维诺纳工作，并同意我们应当在世界范围内对遗留通讯进行一次全面的搜索。
他要我注意北爱尔兰的情况。
彼得，你给我出点主意，他对我说，看看，你能做些什么
他让我负责计算机工作小组。当时这个小组正在计划将军情五处的档案工作实现计算机化，预计在七十年代中期会出现一个飞跃。D 处三科曾使我透彻地了解到档案室在帮助查找追踪线索时的作用。汉利希望我把这些技术应用于计算机化的工作中去。
开始，我以为在爱尔兰可以找到生机勃勃的新生活。我到那里去了几趟以后，却使我想起塞浦路斯，动摇不定的英国政策在那里加剧了矛盾的激化。我第一次访问爱尔兰时，英国政府正在向全世界宣称英国同爱尔兰的局势已经好转。我用了整整半个月时间，审阅了一年中的全部爆炸事件记录。我画了一张表，这张表说明爆炸事件正在直线上升。这就是好转的安全局势！同塞浦路斯一样，军队和政客们干脆拒绝面对现实。
我唯一的建议就是在爱尔兰共和国的电话线上安装一个窃听系统。爱尔兰共和国通过边境的线路都隐蔽得很好，而临时共和军的重要通讯都是从共和国西海岸传送到都柏林的。我设计了一个方案，用一个小包装箱的窃听机来截取从英国驻都柏林使馆阁楼发出来的微波。尽管军情五处批准了这一计划，但外交部却否定了这个计划。当时就要签定森宁代尔协定了，外交部非常害怕有关这个计划的消息泄漏出去。我向他们指出，塞浦路斯的根本教训就在于没有一个决定性的安全优势，因而政治谈判极不稳定。但当时他们听不进去，因此后来森宁代尔协定的流产对我来说就毫不意外了。
都柏林计划没有实现，我很失望。从这件事我看到，官僚们对局势的控制已经到了专横的地步，二十年前我们是可以毫无顾忌地处理这件事的。我曾建议研究一下对临时共和军安装伪装炸弹的可能性。这一计划在军情六处的协助下是完全可以实现的，正如当时我们在塞浦路斯的格里瓦斯的电话线上安装伪装接收机一样。但这次就连军情五处的负责人员也很害怕，拒绝对计划作进一步研究。
这是谋杀。他们说。
他们每天都在残杀无辜，我说，你们认为英国人民会希望我们采取什么政策呢？
爱尔兰局势是使军情五处对国内问题发生决定性改变的因素之一。六十年代的学潮到了七十年代初逐渐被罢工所取代，一九七二年的煤矿工人罢工以及连续不断的汽车工人罢工对希思政府的决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收集有关国内颠覆活动的情报。
这也是军情五处头儿最敏感的一个领域，需要一位有魄力的人物来保持他和整个五处的独立地位。汉利上台前后的情况说明，他事先没有应付这种压力的准备。琼斯当年一贯维护军情五处的独立地位，而汉利则决定听从上级的命令，尽量向他们提供大量的有关国内问题的情报。
按照传统，K处一直在军情五处享有最高的威信，而F处则是军情五处的一个穷亲戚，有能力的官员都不到那儿去。F 处的工作一向不负责任，而且主持F 处的是个整天乐呵呵的酒徒。汉利上台以后，对K 处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却对F 处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从此，我们就失去了包括迈克尔麦考尔在内的一大批功绩卓著的反间谍官员。
然而这一变动的潜在危机出现在我退休以后。一九八一年约翰琼斯爵士被任命为局长，他是汉利的新组织中F 处的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终于在最高宝座上立稳了脚根。他是继霍利斯以后的第一个没有反间谍工作经验而获得成功的局长。他是一个十足的F 处官员，他的任命充分说明军情五处中心力量的决定性转折。
汉利上台后不久，曾召集A处和F处的高级官员开会，讨论怎样确定军情五处变化中的首要任务。会议一开始，汉利就作了关于国内颠覆活动情况和他称之为广泛的左派势力问题的报告。他说首相和内政部要求我们把主要精力用来对付这个目标。然后，他又让F 处的一名叫做戴维兰塞姆的野心勃勃的青年起来发言。他简略地汇报了一批左翼团体，如工人革命党、社会主义工人党等组织的结构和活动情况。
汉利很喜欢搞讨论会，这个会几乎开了整整一天。F 处要求放宽对窃听电话和截查信件的限制，并希望同邮局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由于敌人是分散的，他们必须依靠通讯来建立联系，因而依靠通讯来找问题是惟一的方法。约翰琼斯善于鼓动。他宣称，F 处所需要的技术资源应由K 处来做主，因为指挥间谍已经不能作为掩护的主要手段了。首先他不能让他的官员们打入这些左翼团体，因为他们大都生活淫荡，军情五处甚至连一个官员也不愿意为国家作些牺牲。换言之，如果招募间谍，必定要冒社会生活和丑闻的危险，因此，惟一的办法就是使用技术手段。看来，汉利是同意琼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