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六年二月我写小文略谈《人境庐诗草》，附记有云，“去年秋天听说有我国驻日使馆人员在席上声言，《日本国志》非黄公度所作，乃是姚栋的原著。友人闻之骇怪，来问姚栋其人的事迹，不佞愧无以对。假如所说的是姚文栋，那么我略为知道一点，因为我有他的一部《日本地理兵要》，但可以断定他是写不成《日本国志》那样书的。”当时所根据的是作者态度之不同，虽然自己相信不会看错，总嫌未免稍倾于主观。近日得到姚文栋的杂文集，可以证明姚黄二家的书名同实异截不相干。姚集名曰“读海外奇书室杂著”，中缝则题曰“东槎杂著”，共文二十四篇，盖在使馆为随员时所作，有《陈元赟先生事略》尚可读，余亦多是照例的慷慨论时务而已。卷末有《日本国志凡例》，作于光绪甲申九月，云全书十卷，分记东西两京，畿内，东海道等七道，每道以国为纲，首疆域，继以形势沿革，以至物产，凡二十四门，盖是地志体裁，末有未备一条，自言刑法食货等皆未及记，后之君子尚其补诸。日人星野川口宫原三人皆有跋，见姚氏编《海外同人集》卷上，星野谓其译我群地志书，集其大成，凡例记采用书籍共九十九部，亦均是旧地志也。由此观之，二书性质不同显然可知，姚氏所著固自成一种日本国志，但若与黄著相比，则不可同日而语矣。黄著四十卷，地理才有三卷，刑法食货共得十一卷，若其最有特色，前无古人者，当推学术礼俗二志，有见识，有风趣，盖惟思想家与诗人合并，乃能有此耳。若说瑜不掩瑕，则文中惜不注出处，如礼俗志中多用川濑栲亭之《艺苑日涉》中民间岁时，寺门静轩之《江户繁昌记》，往往一篇一卷全文录入，如能随处注明，体例当更为完善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