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时健严重违法违纪案件触目惊心。涉嫌犯罪数额之大，涉案人员之多，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所罕见。如果不是新华通讯社、《人民日报》发布的消息，善良的人们绝对不敢相信，会当作谣传，或是小道消息。
人们不敢相信的理由很多。
其一，褚时健是老革命、老党员、老干部，一生都在革命队伍中经受锻炼和考验，一生都是接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熏陶，他年年、月月、天天、时时教育别人要公而忘私，要遵纪守法。他怎么会背道而驰呢？
其二，他是一厂之长，他是有突出贡献的劳动模范，他是名播海内外的企业家，他的收入高，他的吃住行都是国家包着，他要钱没有地方花。他用不着伸手捞钱，更用不着几百万元、几千万元的往自己名下捞。人，生活在社会上，有吃有用有花，就知足了。能吃好用好花好，就更应心满意足了。褚时健是聪明人，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他不会干那种要钱不要命的蠢事。
其三，褚时健下有群众监督，上有领导管着，他不是黑社会老大，更不是土匪头目，可以为非作歹，为所欲为。他不可能成功的贪污受贿几百万元、几千万元，他不可能私设11亿元人民币、2500万元美金的小金库。只要他有那样的企图和举动，管他的领导不可能不察觉，不可能不发现，会及时批评、制止、警告。
群众不敢相信褚时健严重经济违法违纪案件的理由还有很多。然而，事实无情。褚时健的确走上了严重经济违法违纪之路。他利用职权和职务便利主谋贪污私分公款300多万美元，其中他个人贪污170多万美元；为他人批烟牟利，其女儿索要和接受3630万元人民币、100万元港币、30万元美金，妻子及其亲属共收受140多万元人民币、8万元美金、3万元港币和大量贵重物品。
这是无法抹掉的事实。就像唐山大地震和深圳“8.5”大火、南海1000万元抢劫案一样无情，不信也得信。
善良的人们由不敢相信，到不愿相信，直到被迫相信。这过程是痛苦的。善良的人们经受了痛苦，清醒之后，不禁提出疑问：我们国家并不富有，还有成千上万边远山区群众没有脱离贫困、解决温饱，甚至还有一家三代共有一条裤子的现象存在，广大农村，甚至包括不发达的城镇在内，还有成千上万的家庭无钱供养孩子上学，靠希望工程赞助接济，有青年考上了大学，因交不起学费而心灰意冷，被迫自尽；大大小小的国有企业裁员减负，一批批工人下岗，依赖国家发给的最低生活保障费艰难度日。多少科研项目无钱开发，多少危险校舍无力改造，多少公益设施等待修建。而褚时健之流却疯狂的吞噬国有资产，动辄百万元、千万元，甚至数亿元。有了褚时健之流的先富起来，就有成千上万工人、农民、战士的富不起来。有了褚时健这些耗子，一座座金山也会被掏空。
善良的人们值得欢呼：褚时健这只耗子终于被逮住了。
善良的人们正在深思：如何铲除褚时健这类耗子赖以生存的土壤？
加强立法，完善执法，用法律制约权力，以法律规范掌权者的行为，真正做到国家法律高于一切，重于一切，严于一切。无论什么人，只能在国家法律规定、许可的范围内行使权力，谁要以权代法，以权压法，执法监督机关可以随时取消谁的权力。现实生活中却恰恰相反。掌握人财物审批权的人，可以天马行空，随心所欲。哪怕是非常潦草的一个签名，哪怕是撕开香烟盒拟就的一张便条，哪怕是舞场上的一句表态，哪怕是饮酒时的一次通话，都可以取代神圣的国家法律。唯有小权在大权面前才显得无能、无奈、无力。以权管权，恶性循环。权力不是为国家法律服务，不是为人民大众服务，而是权力之间的相互服务，相互依存。那些为了攫取权力，巩固权力、利用权力的人，便采取以钱买权的方法，在商品经济社会里，权钱交易便成了一股浊流，严重影响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褚时健向办案人员交待自己经济犯罪的起因时说：“新的总裁来接任我之后，我就得把签字权交出去了，我也苦了一辈子，不能就这样交签字权。我得为自己的将来想想，不能白苦。所以我决定私分了300多万美元。”从这段话足以看出签字权的重要。在一些单位，都是实行一支笔审批。而谁对这一支笔实行监督呢？谁又能保证这一支笔审批的正确性呢？如果是下级、是群众对这一支笔审批的内容提出质疑或异议，那是百分之百的要倒霉、要吃亏、要受罪。罗以军曾认为褚时健私分300多万美元的行为不妥，但他不敢违拗“圣旨”，心里明白，嘴里不能说。他十分清楚提出反对意见的后果：摘掉总会计师的乌纱，甚至更惨。有这样一种现象：当权者严重经济违法违纪，财务主管人员也不例外。有的是情愿的，有的则是像罗以军一样出于无奈。一支笔审批制的弊端，对国家和人民造成的损失是有目共睹的。还是褚时健手中的一支笔，他除了审批玉溪卷烟厂数亿元的资金走向外，还审批玉溪卷烟厂生产的“红塔山”等名牌香烟的销售。他以出厂价批给大大小小的烟贩，而大大小小的烟贩们则以高于出厂价的价格销售给消费者。大大小小的烟贩们赚了钱，肯定要送给褚时健好处费。这是人人心里都明白的事，但有谁站出来明说，站出来反对呢？不是没有人想反对，而是反对了就没有好果子吃。如果法律能对反对者加以保护，情形肯定会不一样。
由于法律不能对反对褚时健随心所欲批销“红塔山”等名牌香烟的人实施有效保护，便产生了褚时健为他人批烟谋利，其女儿褚映群索要和接受3630万元人民币、100万元港币、30万元美金，妻子及其他亲属共收受140万元人民币、8万元美金、3万元港币和大量贵重物品的严重后果。
烟草企业近年来屡屡发生主要负责人以权谋私、触犯党纪国法案件。像褚时健这样，既是烟草专卖局长，又是烟草公司经理、卷烟厂厂长，产烟、销烟、管烟的权力集于一身，均由他一支笔签字审批，他能够保证烟草专卖吗？他能不严重经济违法违纪吗？
对一支笔签字审批实施法律监督势在必行，刻不容缓。不然，还会有褚时健、王宝森、陈希同、周北方似的当权者，将数亿元的国家资产扔进无底的黑洞。
人们不敢相信的理由很多。
其一，褚时健是老革命、老党员、老干部，一生都在革命队伍中经受锻炼和考验，一生都是接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熏陶，他年年、月月、天天、时时教育别人要公而忘私，要遵纪守法。他怎么会背道而驰呢？
其二，他是一厂之长，他是有突出贡献的劳动模范，他是名播海内外的企业家，他的收入高，他的吃住行都是国家包着，他要钱没有地方花。他用不着伸手捞钱，更用不着几百万元、几千万元的往自己名下捞。人，生活在社会上，有吃有用有花，就知足了。能吃好用好花好，就更应心满意足了。褚时健是聪明人，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他不会干那种要钱不要命的蠢事。
其三，褚时健下有群众监督，上有领导管着，他不是黑社会老大，更不是土匪头目，可以为非作歹，为所欲为。他不可能成功的贪污受贿几百万元、几千万元，他不可能私设11亿元人民币、2500万元美金的小金库。只要他有那样的企图和举动，管他的领导不可能不察觉，不可能不发现，会及时批评、制止、警告。
群众不敢相信褚时健严重经济违法违纪案件的理由还有很多。然而，事实无情。褚时健的确走上了严重经济违法违纪之路。他利用职权和职务便利主谋贪污私分公款300多万美元，其中他个人贪污170多万美元；为他人批烟牟利，其女儿索要和接受3630万元人民币、100万元港币、30万元美金，妻子及其亲属共收受140多万元人民币、8万元美金、3万元港币和大量贵重物品。
这是无法抹掉的事实。就像唐山大地震和深圳“8.5”大火、南海1000万元抢劫案一样无情，不信也得信。
善良的人们由不敢相信，到不愿相信，直到被迫相信。这过程是痛苦的。善良的人们经受了痛苦，清醒之后，不禁提出疑问：我们国家并不富有，还有成千上万边远山区群众没有脱离贫困、解决温饱，甚至还有一家三代共有一条裤子的现象存在，广大农村，甚至包括不发达的城镇在内，还有成千上万的家庭无钱供养孩子上学，靠希望工程赞助接济，有青年考上了大学，因交不起学费而心灰意冷，被迫自尽；大大小小的国有企业裁员减负，一批批工人下岗，依赖国家发给的最低生活保障费艰难度日。多少科研项目无钱开发，多少危险校舍无力改造，多少公益设施等待修建。而褚时健之流却疯狂的吞噬国有资产，动辄百万元、千万元，甚至数亿元。有了褚时健之流的先富起来，就有成千上万工人、农民、战士的富不起来。有了褚时健这些耗子，一座座金山也会被掏空。
善良的人们值得欢呼：褚时健这只耗子终于被逮住了。
善良的人们正在深思：如何铲除褚时健这类耗子赖以生存的土壤？
加强立法，完善执法，用法律制约权力，以法律规范掌权者的行为，真正做到国家法律高于一切，重于一切，严于一切。无论什么人，只能在国家法律规定、许可的范围内行使权力，谁要以权代法，以权压法，执法监督机关可以随时取消谁的权力。现实生活中却恰恰相反。掌握人财物审批权的人，可以天马行空，随心所欲。哪怕是非常潦草的一个签名，哪怕是撕开香烟盒拟就的一张便条，哪怕是舞场上的一句表态，哪怕是饮酒时的一次通话，都可以取代神圣的国家法律。唯有小权在大权面前才显得无能、无奈、无力。以权管权，恶性循环。权力不是为国家法律服务，不是为人民大众服务，而是权力之间的相互服务，相互依存。那些为了攫取权力，巩固权力、利用权力的人，便采取以钱买权的方法，在商品经济社会里，权钱交易便成了一股浊流，严重影响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褚时健向办案人员交待自己经济犯罪的起因时说：“新的总裁来接任我之后，我就得把签字权交出去了，我也苦了一辈子，不能就这样交签字权。我得为自己的将来想想，不能白苦。所以我决定私分了300多万美元。”从这段话足以看出签字权的重要。在一些单位，都是实行一支笔审批。而谁对这一支笔实行监督呢？谁又能保证这一支笔审批的正确性呢？如果是下级、是群众对这一支笔审批的内容提出质疑或异议，那是百分之百的要倒霉、要吃亏、要受罪。罗以军曾认为褚时健私分300多万美元的行为不妥，但他不敢违拗“圣旨”，心里明白，嘴里不能说。他十分清楚提出反对意见的后果：摘掉总会计师的乌纱，甚至更惨。有这样一种现象：当权者严重经济违法违纪，财务主管人员也不例外。有的是情愿的，有的则是像罗以军一样出于无奈。一支笔审批制的弊端，对国家和人民造成的损失是有目共睹的。还是褚时健手中的一支笔，他除了审批玉溪卷烟厂数亿元的资金走向外，还审批玉溪卷烟厂生产的“红塔山”等名牌香烟的销售。他以出厂价批给大大小小的烟贩，而大大小小的烟贩们则以高于出厂价的价格销售给消费者。大大小小的烟贩们赚了钱，肯定要送给褚时健好处费。这是人人心里都明白的事，但有谁站出来明说，站出来反对呢？不是没有人想反对，而是反对了就没有好果子吃。如果法律能对反对者加以保护，情形肯定会不一样。
由于法律不能对反对褚时健随心所欲批销“红塔山”等名牌香烟的人实施有效保护，便产生了褚时健为他人批烟谋利，其女儿褚映群索要和接受3630万元人民币、100万元港币、30万元美金，妻子及其他亲属共收受140万元人民币、8万元美金、3万元港币和大量贵重物品的严重后果。
烟草企业近年来屡屡发生主要负责人以权谋私、触犯党纪国法案件。像褚时健这样，既是烟草专卖局长，又是烟草公司经理、卷烟厂厂长，产烟、销烟、管烟的权力集于一身，均由他一支笔签字审批，他能够保证烟草专卖吗？他能不严重经济违法违纪吗？
对一支笔签字审批实施法律监督势在必行，刻不容缓。不然，还会有褚时健、王宝森、陈希同、周北方似的当权者，将数亿元的国家资产扔进无底的黑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