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4章 扁平时代的写作
作家最好不要过多惦记前辈的纪念馆。那些纪念馆展示了激动人心的精神高蹈，相关操作经验却难以复制，在时过境迁的另一个时代很可能失灵。如果把大师当摹本，在纪念馆里凝定梦想，立志成为托翁第二或莎翁第二，那么很可能是操一支古代长矛的天真出征。
这是因为大师多具有一次性，不可能克隆量产；而且在当今这样一个剧变的时代，哪怕真有托翁与莎翁再世，哪怕他们手里集有先贤的全部经验和手段，恐怕也不够用了。
人很难在不同时间踏进同一条河。
文学的认知功能已被大大削弱。在缺少网络、影视、广播甚至报纸的时代，作家就是一个个信息中心，是社会万象和人生百态的主要报告人。只要不是写得太烂，他们怎么写都新鲜，怎么写都开眼，怎么写都有好奇的读者，其小说、散文、剧本、诗歌都是“黄金时段”和“报纸头条”——假如那时也有这些概念。如果他们心一横，敢言人之怯于言，便更是振聋发聩的意见领袖，足以爆破整个社会认知成规。问题在于，新闻业正在从作家手里接管这一业务。后来居上和异军突起的新闻业迅捷而庞大，呼风唤雨，无所不至，对人世间每个角落的动静都施以信息榨取和认知过滤，比作家总是快上一步。于是，靠文学来扩展见闻和传播知识必定低效。文学“信息量”偏少已成为读者们普遍的抱怨。作家们即使操弄个性化、具象化、虚构化、深度化等祖传利器，但就一般情况而言，要把新闻业滤下的残渣做成佳肴，确已难度大增。
文学的娱乐功能也被大大削弱。文学最为火热的时代，一定是电子游戏、流行音乐、夜总会、旅游、动漫、选秀、t台等尚未普及的时代。那时候的戏剧如同节日，诗歌如同美酒，小说与散文是最佳休闲场所，具有娱人耳目的相对优势。洛阳纸贵、凿壁穿光、一书难求、接力夜读等情景大概就是这样出现的。问题在于，娱乐业也在从作家手里接管这一业务。谋求神经亢奋，寻找感官刺激，窃窥人性隐私，如此最high之事常在文学之外。即使是讲故事，影视公司似乎能做得更为有声有色和规模宏伟。那么，还有什么理由要求一般寻乐者继续对文学的忠诚？有什么理由去奇怪一般青少年——包括不少大学文科生，把鲁迅、曹雪芹、托翁和莎翁视为沉重的学业负担？文学的文字美、结构美、想象美等等，在缺乏相应训练的读者那里正成为入门颇难的智力运动项目，正在日益小众化与专业化，难道不是极为正常的结果？
有些变化是可逆的，有些变化是不可逆的。文学在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不可逆变化，是以电子化和数码化为特征的新兴传播手段，一如以往纸的发明、印刷的发明，正在使文学猝不及防地闯入了陌生水区。
美国学者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l.friedman）几年前推出《世界是平的》一书，认为因特网的廉价推广，促成了技术、资本、信息三个“民主化”同时到来，深刻改变着世界经济发展的方式和格局。他是一个敏锐的观察家，但谈得不够多和不够深的是文化，其中包括文学。“民主化”的文学是否可能？如果说“民主化”意味着一个有核心、有级差、有组织的塔状结构，让位于一个无核心、无级差、无组织的面状结构，那么这一前景是否值得万众欢呼？或者是否仅仅值得欢呼？
这当然是更为复杂的一个问题。
一个“扁平”的世界里众声喧沸。从原则上说，由编辑、审查、批准一类关卡所组成的文化权力体系几近瓦解，每一个ip地址自由发声，都可能成为强大的文化媒体。英才惨遭埋没的可能，伪学与赝品一手遮天的可能，在传统意义上都会减少。全民批评权的运用，也是一种有益的破坏性检验。不过问题的另一面，是胡说比深思容易，粗品比精品多产，优秀者至少没有数量上的优势。一旦优劣平权成了优劣俱放，文化产量中庸质与恶质的占比肯定大大攀升，低端文化产能不仅无法淘汰，还可能日益滚大和坐大。一些优秀作品即使生产出来，也可能在过量的文化淹没中，在受众们暴饮暴食式的阅读之后，在食欲不振的这些快餐者们那里，出现影响力的严重折扣。一旦肠胃已经吃坏了，再多的良药也都无济于事。
一个“扁平”的世界里多数为王。在一般的情况下，有些潮流可以修复民众良知，是真理的脱颖而出；有些潮流泯灭民众良知，是泡沫和垃圾的霸道横行。但不管是哪种情况，多数人的理解力构成潮流的边界，那么大众型和通俗化的真理尚有机会，而冷门的、偏僻的、艰险的、高难的——又常常是重要的文化探索，则可能缺氧。进一步说，市场总是嗅觉灵敏地跟踪多数，跟踪购买力的所在，以实现利润最大化。它们必然就低不就高，随众不随寡，视高深、高难、高雅为营销毒药，并有足够的本领使舆论、奖项、教育、权力等资源向低端集中，打造出泡沫霸权和垃圾霸权。一种品质趋下的文化诱导机制，在这种情况下几乎难以避免。
一个“扁平”的世界还有易破难立的特点。特别是自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以来，敬畏感随着上帝一同消失。叛逆比服从更流行，权利比责任更动心，无论左右翼都造反成癖，在获得解构主义一类学术装备后更是见立必破，逢正必反，打倒一切。这一过程削弱了上帝与王权，清算了教条与伪善，其功绩不可低估；但无政府式的激进狂飙若无解药，其结局必是相对性等同虚无性，民主化等同民粹化，任何共识难以搭成，真理永远缺位。真理也许还是有的，但在很多时候只剩下每个人那里“我”的真理，即自恋、自闭、自利的各种强辞，甚至是专职扒粪的哄客四起——这不过是社会沦入一片“原子化”散沙的文化表征。圣人、先知、导师一类从此不再，文化成了一地碎片和自由落体。一个个公权政府在这样的逐利时代也更像个总务处，无心也无力充当精神旗帜，无心也无力实施有效的社会调控。避骂自保的公关活动已够他们忙的了，讨好票源和收买民意已够他们累的了，他们哪还有建构民族与人类精神的远大抱负和坚定行动？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一旦失去文化的约束和引导机制，一个扁平的世界就是没有方向的世界，是无深度和无高度的世界。即使有成打的托翁和莎翁再世，他们通常也形同刺猬而不是狮子，是暗燃而不是火炬，常常隐在主流受众的视野之外——在生态、经济、政治等重大危机逼近之前，在民众的真理渴求大增之前，情况大体如此。
这个时代当然还有文化，有文化运动与文化冲突，也不乏轮番登台的文化偶像。不过，与传统意义上的圣人、先知、导师不同，很多现代文化偶像形式大于内容，迎合多于独行，公关造势优于埋头苦干，成功获利重于大道担当。这些人不过是营构一种虚假的方向，在无方向时代满足一种偶像消费，其中既包括对偶像的适时狂拜，也包括对偶像的适时狂毁。在这里，狂拜或狂毁只在一念，无须深思熟虑和身体力行，因此所需偶像不必经久耐用，隔数月或隔几天就更换一个，实为摊档上的寻常。正因为如此，很多偶像不得不焦灼难安，不得不到处奔走，拼命保持公众能见度成了他们的殊死搏斗，也成了他们与以往大师的明显区别之一。一个个豪华大片就这样火了，又冷了；一个个惊世的主义就这样火了，又冷了；一个个让人开心的狂生或浪女就这样火了，又冷了——到后来，很多人参与围观纯粹是为了有权开骂，争相点击只是为了自秀高明和比拼刻薄，于是火就是为了冷，或者说火本身就是冷，感官的火在另一面就是心灵的冷。每一个人最大的敌人其实就是自己。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二〇〇八年的统计报告显示，高达百分之四十七左右的公众已经不信任或不太信任网络。美国佩尤研究中心二〇〇四年的调查统计显示，媒体公信力一直下滑，比如对cnn信任值已跌至百分之三十二，即大多数人持怀疑态度。有意思的是，这一类文化产业不正是公众用高点击率、高收视率、高票房额等热心喂养起来的么？不都是文化市场上的成功典范么？
时值二十一世纪，人类有了前所未有的文化自由选择权，但为什么从这时起人类倒变得如此犹疑不定、六神无主、手足无措、茫然无计，竟找不到自己真正信赖和需要的东西？如果人类长期处于这样一种文化消费中的自我分裂和自我对抗，那么这种所好即所疑、所乐即所轻、所爱即所憎的左右两难，是不是一种文化狂欢之下的精神死机？如果人们在这个美妙时代里什么都想要，好事都占全：既要狂喝海吃又不要卡路里，既要挥金如土又不要储蓄，既要享受周到的公共设施和社会福利又不愿缴税（见二〇一〇年一月二十七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一句话，既不承担任何责任又奢求什么东东来为自己承担全部责任，那么这种“减肥可乐”式的文化幻想，是不是注定了最终的一无所有？
也许需要重新启动，重新确定一个方向。
一个重建精神价值的方向。
这需要很多人的共同努力，重建一种尽可能不涉利益的文化核心、级差以及组织，即文明教化的正常体系。是的，在这里我愿意重新使用“教化”这样一个词，在人类几百年来钟情于“自由”一词以后，在有效教化与宽幅自由互为条件的奇诡历史之中。换句话说，“自由”如果要避免死亡，正需要“教化”的救赎。今天的教训是：没有教化的自由已经成为了另一种灾难。
2009年11月
*最初发表于2010年《扬子江评论》杂志。
这是因为大师多具有一次性，不可能克隆量产；而且在当今这样一个剧变的时代，哪怕真有托翁与莎翁再世，哪怕他们手里集有先贤的全部经验和手段，恐怕也不够用了。
人很难在不同时间踏进同一条河。
文学的认知功能已被大大削弱。在缺少网络、影视、广播甚至报纸的时代，作家就是一个个信息中心，是社会万象和人生百态的主要报告人。只要不是写得太烂，他们怎么写都新鲜，怎么写都开眼，怎么写都有好奇的读者，其小说、散文、剧本、诗歌都是“黄金时段”和“报纸头条”——假如那时也有这些概念。如果他们心一横，敢言人之怯于言，便更是振聋发聩的意见领袖，足以爆破整个社会认知成规。问题在于，新闻业正在从作家手里接管这一业务。后来居上和异军突起的新闻业迅捷而庞大，呼风唤雨，无所不至，对人世间每个角落的动静都施以信息榨取和认知过滤，比作家总是快上一步。于是，靠文学来扩展见闻和传播知识必定低效。文学“信息量”偏少已成为读者们普遍的抱怨。作家们即使操弄个性化、具象化、虚构化、深度化等祖传利器，但就一般情况而言，要把新闻业滤下的残渣做成佳肴，确已难度大增。
文学的娱乐功能也被大大削弱。文学最为火热的时代，一定是电子游戏、流行音乐、夜总会、旅游、动漫、选秀、t台等尚未普及的时代。那时候的戏剧如同节日，诗歌如同美酒，小说与散文是最佳休闲场所，具有娱人耳目的相对优势。洛阳纸贵、凿壁穿光、一书难求、接力夜读等情景大概就是这样出现的。问题在于，娱乐业也在从作家手里接管这一业务。谋求神经亢奋，寻找感官刺激，窃窥人性隐私，如此最high之事常在文学之外。即使是讲故事，影视公司似乎能做得更为有声有色和规模宏伟。那么，还有什么理由要求一般寻乐者继续对文学的忠诚？有什么理由去奇怪一般青少年——包括不少大学文科生，把鲁迅、曹雪芹、托翁和莎翁视为沉重的学业负担？文学的文字美、结构美、想象美等等，在缺乏相应训练的读者那里正成为入门颇难的智力运动项目，正在日益小众化与专业化，难道不是极为正常的结果？
有些变化是可逆的，有些变化是不可逆的。文学在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不可逆变化，是以电子化和数码化为特征的新兴传播手段，一如以往纸的发明、印刷的发明，正在使文学猝不及防地闯入了陌生水区。
美国学者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l.friedman）几年前推出《世界是平的》一书，认为因特网的廉价推广，促成了技术、资本、信息三个“民主化”同时到来，深刻改变着世界经济发展的方式和格局。他是一个敏锐的观察家，但谈得不够多和不够深的是文化，其中包括文学。“民主化”的文学是否可能？如果说“民主化”意味着一个有核心、有级差、有组织的塔状结构，让位于一个无核心、无级差、无组织的面状结构，那么这一前景是否值得万众欢呼？或者是否仅仅值得欢呼？
这当然是更为复杂的一个问题。
一个“扁平”的世界里众声喧沸。从原则上说，由编辑、审查、批准一类关卡所组成的文化权力体系几近瓦解，每一个ip地址自由发声，都可能成为强大的文化媒体。英才惨遭埋没的可能，伪学与赝品一手遮天的可能，在传统意义上都会减少。全民批评权的运用，也是一种有益的破坏性检验。不过问题的另一面，是胡说比深思容易，粗品比精品多产，优秀者至少没有数量上的优势。一旦优劣平权成了优劣俱放，文化产量中庸质与恶质的占比肯定大大攀升，低端文化产能不仅无法淘汰，还可能日益滚大和坐大。一些优秀作品即使生产出来，也可能在过量的文化淹没中，在受众们暴饮暴食式的阅读之后，在食欲不振的这些快餐者们那里，出现影响力的严重折扣。一旦肠胃已经吃坏了，再多的良药也都无济于事。
一个“扁平”的世界里多数为王。在一般的情况下，有些潮流可以修复民众良知，是真理的脱颖而出；有些潮流泯灭民众良知，是泡沫和垃圾的霸道横行。但不管是哪种情况，多数人的理解力构成潮流的边界，那么大众型和通俗化的真理尚有机会，而冷门的、偏僻的、艰险的、高难的——又常常是重要的文化探索，则可能缺氧。进一步说，市场总是嗅觉灵敏地跟踪多数，跟踪购买力的所在，以实现利润最大化。它们必然就低不就高，随众不随寡，视高深、高难、高雅为营销毒药，并有足够的本领使舆论、奖项、教育、权力等资源向低端集中，打造出泡沫霸权和垃圾霸权。一种品质趋下的文化诱导机制，在这种情况下几乎难以避免。
一个“扁平”的世界还有易破难立的特点。特别是自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以来，敬畏感随着上帝一同消失。叛逆比服从更流行，权利比责任更动心，无论左右翼都造反成癖，在获得解构主义一类学术装备后更是见立必破，逢正必反，打倒一切。这一过程削弱了上帝与王权，清算了教条与伪善，其功绩不可低估；但无政府式的激进狂飙若无解药，其结局必是相对性等同虚无性，民主化等同民粹化，任何共识难以搭成，真理永远缺位。真理也许还是有的，但在很多时候只剩下每个人那里“我”的真理，即自恋、自闭、自利的各种强辞，甚至是专职扒粪的哄客四起——这不过是社会沦入一片“原子化”散沙的文化表征。圣人、先知、导师一类从此不再，文化成了一地碎片和自由落体。一个个公权政府在这样的逐利时代也更像个总务处，无心也无力充当精神旗帜，无心也无力实施有效的社会调控。避骂自保的公关活动已够他们忙的了，讨好票源和收买民意已够他们累的了，他们哪还有建构民族与人类精神的远大抱负和坚定行动？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一旦失去文化的约束和引导机制，一个扁平的世界就是没有方向的世界，是无深度和无高度的世界。即使有成打的托翁和莎翁再世，他们通常也形同刺猬而不是狮子，是暗燃而不是火炬，常常隐在主流受众的视野之外——在生态、经济、政治等重大危机逼近之前，在民众的真理渴求大增之前，情况大体如此。
这个时代当然还有文化，有文化运动与文化冲突，也不乏轮番登台的文化偶像。不过，与传统意义上的圣人、先知、导师不同，很多现代文化偶像形式大于内容，迎合多于独行，公关造势优于埋头苦干，成功获利重于大道担当。这些人不过是营构一种虚假的方向，在无方向时代满足一种偶像消费，其中既包括对偶像的适时狂拜，也包括对偶像的适时狂毁。在这里，狂拜或狂毁只在一念，无须深思熟虑和身体力行，因此所需偶像不必经久耐用，隔数月或隔几天就更换一个，实为摊档上的寻常。正因为如此，很多偶像不得不焦灼难安，不得不到处奔走，拼命保持公众能见度成了他们的殊死搏斗，也成了他们与以往大师的明显区别之一。一个个豪华大片就这样火了，又冷了；一个个惊世的主义就这样火了，又冷了；一个个让人开心的狂生或浪女就这样火了，又冷了——到后来，很多人参与围观纯粹是为了有权开骂，争相点击只是为了自秀高明和比拼刻薄，于是火就是为了冷，或者说火本身就是冷，感官的火在另一面就是心灵的冷。每一个人最大的敌人其实就是自己。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二〇〇八年的统计报告显示，高达百分之四十七左右的公众已经不信任或不太信任网络。美国佩尤研究中心二〇〇四年的调查统计显示，媒体公信力一直下滑，比如对cnn信任值已跌至百分之三十二，即大多数人持怀疑态度。有意思的是，这一类文化产业不正是公众用高点击率、高收视率、高票房额等热心喂养起来的么？不都是文化市场上的成功典范么？
时值二十一世纪，人类有了前所未有的文化自由选择权，但为什么从这时起人类倒变得如此犹疑不定、六神无主、手足无措、茫然无计，竟找不到自己真正信赖和需要的东西？如果人类长期处于这样一种文化消费中的自我分裂和自我对抗，那么这种所好即所疑、所乐即所轻、所爱即所憎的左右两难，是不是一种文化狂欢之下的精神死机？如果人们在这个美妙时代里什么都想要，好事都占全：既要狂喝海吃又不要卡路里，既要挥金如土又不要储蓄，既要享受周到的公共设施和社会福利又不愿缴税（见二〇一〇年一月二十七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一句话，既不承担任何责任又奢求什么东东来为自己承担全部责任，那么这种“减肥可乐”式的文化幻想，是不是注定了最终的一无所有？
也许需要重新启动，重新确定一个方向。
一个重建精神价值的方向。
这需要很多人的共同努力，重建一种尽可能不涉利益的文化核心、级差以及组织，即文明教化的正常体系。是的，在这里我愿意重新使用“教化”这样一个词，在人类几百年来钟情于“自由”一词以后，在有效教化与宽幅自由互为条件的奇诡历史之中。换句话说，“自由”如果要避免死亡，正需要“教化”的救赎。今天的教训是：没有教化的自由已经成为了另一种灾难。
2009年11月
*最初发表于2010年《扬子江评论》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