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四年级时，比三年级还调皮，我和张天津、窦峰、我哥结成了铁对子，天天在一块疯玩，不是去踹人家墙头，就是踢人家大门，偶尔还跑去人家的麦场，在人家的麦囊垛上放一把大火。
那天，我们在教室里上课，听到“钉铃铃”的下课声后，老师还没有收拾完课本离开，我们几个已经跑了出去，在院子里乱蹿着。我们已经不满足于在新校院子里乱跑，偷偷跑到院子外面，溜到老校旧院，爬到一棵大树上玩。爬到几乎最高处，站在大树的枝杈上，向新校的院子里望，看亲爱的同学们如何在院子里规规矩矩地跳绳和弹玻璃球。
有的同学看到了我们，向我们欢呼起来。有些小女生惊恐地望着我们。正好有一个女老师经过那里，她感到纳闷，于是跟着抬头张望，我们几个慌忙隐在枝叶后面。同学们见势不好，低头继续跳起绳来。女老师许是眼神不好，张望了几下便走开了。我们躲在枝桠后相视而笑。
老师过去后，我们迅速从大树上溜下来，绕回到学校去。“钉铃铃”，上课的铃声响了。
后来，不知谁把我们爬树的事情告诉了张校长，他气势汹汹地找到了我们，狠狠地批评着，严令禁止我们再爬大树，说得我们就像不可救药的惯犯似的。我们心里不服，但的确不敢再明目张胆了。倘若让他抓住，我估计他会把我们的耳朵拧下来。或者，捏着我们的腮帮子打秋千，疼得我们龇牙咧嘴。
有一次，我记得张校长狠狠一脚踢在我的屁股上，把我踢趴在地。他骂我是个不可饶恕的小兔崽子，仅仅因为我上课时，偷偷将一只藏起来的粉笔头扔在前排的张天津脑袋上。
但张天津并不害怕张校长，因为他们之间似乎有亲戚关系，也不知是从哪论的，反正每年过年时，张天津的爸爸总要请张校长喝酒。我看见过，有时他甚至喝得口齿不清，走路跌到胡同边，倒在那里就睡着了。然后有人唤来家人，把他抬回家去。
所以，张校长从来不打张天津，只会拿我们撒气。我想，也许是我的爸爸没钱买酒，过年时从不会请张校长喝酒，没有把他喝到趴在胡同里睡着的原因吧。酒这个东西，虽然是穿肠毒药，却有无穷的诱惑力。
“钉铃铃”，一阵铃声响过，终于放学了。我们开开心心学完了一天的功课，满意地回家去。其实，对我来说，上不上学根本无关紧要，反正我也学不进去，上课老是走神，老师讲他的，我想我的，彼此毫不相干。父母在学习上对我无甚希望，我也不知道学习会有什么用处。
放学了，我并不着急回家。回家干什么，父亲又不在家，母亲可能也不在家。这个时候，他们都在某个百无一用的老头老太太家里喝茶抽烟聊大天呢，谁还顾得上我呢。所以我对他们来说，只是个可有可无的毛孩子。
人是会做梦的，有的人在清醒中做梦，把梦当作清晰的目标。这样的人一生都在做梦，而且从不会在梦里清醒。直到死那天，他以为他没在做梦，其实他仍在梦着。死是对他最好的解脱。
我的父亲就是这样，结婚十年，没有孩子不也过来了嘛！自己像个孩子一样无忧无虑地活着。所以，有了孩子又能怎样？自己永远也长不大了。他的经历、性格和智慧就像一根火柴，只够氤氲方圆半米的空间，这就是他的全部世界。我想，一只小狗、小猫、小驴、大牛的空间也不过如此吧。
反正放学了。
我拉着张天津在树底下站定，遥望着树顶。“我们以后再也不能呆在树顶上看小女生踢毽子了！”张天津慨叹道。
“胆小鬼！”我说，“你不会偷偷爬上去，然后藏在叶子里张望啊。管叫别人发现么！”我的语气很犀利，令张天津感到佩服。“说的是啊！”他附和着说。
“那你以后还敢不敢跟我爬这棵树？”我问。
“敢！”他说，“嘿嘿，反正张校长跟我老爸关系贼好，即使被他发现他也不会打我，相反，他会打死你。”
“狗日的！”我骂着。我也分不清楚骂的是张校长还是张天津。
我很生气，于是在墙角处蹲了下来，闷闷地坐在那里。张天津感觉气氛不对，于是悄悄坐下来，挨在我身边，不敢发出一言。这时候，从胡同对面的吴大社院子里跑出几只小鸡儿，大胆地向我们围拢过来。它们“叽叽喳喳”，在我们周围抢刨着土里的食物，欢快地跳跃着。
看到这些我更加生气了，豪不犹豫地捡起一块砖头，向小鸡们扔去，其他的小鸡惊叫着跑走了，一只小鸡被我的砖头击中倒在那里，蹬了几下腿之后，躺在地上死掉了。我这才意识到，我闯祸了。张天津胆战心惊地望着我，以眼神征询着我的意见，“跑不跑呢？”。
也巧了，我们敬爱的女老师吴建芳正好经过此处，亲眼目睹了我的所作所为。她惋惜地捡起小鸡，摇了摇它，确定它已没有生还的可能，转头对我说：“你为什么要打死人家的小鸡呢？”
我无言以对。我不能告诉她是张校长不让我爬树我因此很生气，不敢拿他出气所以拿人家的小鸡撒气。这话我绝不能说，虽然我并不聪明。但我说不出更高明的话来，只好低着头呆在那里。
“这样吧，”吴老师以商量的语气说，“小鸡死了不能复生，但造成了人家的损失，人家不能白养啊，你回家拿五块钱吧，把钱给人家，就当作赔人家的小鸡。”
我更加无言以对。我家的情况我比谁都清楚，别说是五块钱，就是一块烂砖头我们也拿不出来。五块钱对我来讲，是一笔不可估量的巨款。我倒不是怕父亲揍我，倘若揍一顿能够让小鸡生还的话，我宁愿他揍我十顿。我后悔极了、懊恼极了、沮丧、自卑极了。
“你听到了没有？”吴建芳老师再次问我。我仍然低头不语。只听吴建芳老师“哎”了一声，叹了一口气，看看四下无人，吴大社没有院墙的院子更显得空阔，他们一家人似乎都没在家。她摇摇头，又叹了口气，然后丢下死鸡，离开了我们回家去了。
我望着她的背影消失在胡同北头的墙角后，撒开双腿飞一样跑着，从胡同南端消失了，转了一个大圈，最终回到北边的家里。
小鸡的事情谁也没有再提起。
那天，我们在教室里上课，听到“钉铃铃”的下课声后，老师还没有收拾完课本离开，我们几个已经跑了出去，在院子里乱蹿着。我们已经不满足于在新校院子里乱跑，偷偷跑到院子外面，溜到老校旧院，爬到一棵大树上玩。爬到几乎最高处，站在大树的枝杈上，向新校的院子里望，看亲爱的同学们如何在院子里规规矩矩地跳绳和弹玻璃球。
有的同学看到了我们，向我们欢呼起来。有些小女生惊恐地望着我们。正好有一个女老师经过那里，她感到纳闷，于是跟着抬头张望，我们几个慌忙隐在枝叶后面。同学们见势不好，低头继续跳起绳来。女老师许是眼神不好，张望了几下便走开了。我们躲在枝桠后相视而笑。
老师过去后，我们迅速从大树上溜下来，绕回到学校去。“钉铃铃”，上课的铃声响了。
后来，不知谁把我们爬树的事情告诉了张校长，他气势汹汹地找到了我们，狠狠地批评着，严令禁止我们再爬大树，说得我们就像不可救药的惯犯似的。我们心里不服，但的确不敢再明目张胆了。倘若让他抓住，我估计他会把我们的耳朵拧下来。或者，捏着我们的腮帮子打秋千，疼得我们龇牙咧嘴。
有一次，我记得张校长狠狠一脚踢在我的屁股上，把我踢趴在地。他骂我是个不可饶恕的小兔崽子，仅仅因为我上课时，偷偷将一只藏起来的粉笔头扔在前排的张天津脑袋上。
但张天津并不害怕张校长，因为他们之间似乎有亲戚关系，也不知是从哪论的，反正每年过年时，张天津的爸爸总要请张校长喝酒。我看见过，有时他甚至喝得口齿不清，走路跌到胡同边，倒在那里就睡着了。然后有人唤来家人，把他抬回家去。
所以，张校长从来不打张天津，只会拿我们撒气。我想，也许是我的爸爸没钱买酒，过年时从不会请张校长喝酒，没有把他喝到趴在胡同里睡着的原因吧。酒这个东西，虽然是穿肠毒药，却有无穷的诱惑力。
“钉铃铃”，一阵铃声响过，终于放学了。我们开开心心学完了一天的功课，满意地回家去。其实，对我来说，上不上学根本无关紧要，反正我也学不进去，上课老是走神，老师讲他的，我想我的，彼此毫不相干。父母在学习上对我无甚希望，我也不知道学习会有什么用处。
放学了，我并不着急回家。回家干什么，父亲又不在家，母亲可能也不在家。这个时候，他们都在某个百无一用的老头老太太家里喝茶抽烟聊大天呢，谁还顾得上我呢。所以我对他们来说，只是个可有可无的毛孩子。
人是会做梦的，有的人在清醒中做梦，把梦当作清晰的目标。这样的人一生都在做梦，而且从不会在梦里清醒。直到死那天，他以为他没在做梦，其实他仍在梦着。死是对他最好的解脱。
我的父亲就是这样，结婚十年，没有孩子不也过来了嘛！自己像个孩子一样无忧无虑地活着。所以，有了孩子又能怎样？自己永远也长不大了。他的经历、性格和智慧就像一根火柴，只够氤氲方圆半米的空间，这就是他的全部世界。我想，一只小狗、小猫、小驴、大牛的空间也不过如此吧。
反正放学了。
我拉着张天津在树底下站定，遥望着树顶。“我们以后再也不能呆在树顶上看小女生踢毽子了！”张天津慨叹道。
“胆小鬼！”我说，“你不会偷偷爬上去，然后藏在叶子里张望啊。管叫别人发现么！”我的语气很犀利，令张天津感到佩服。“说的是啊！”他附和着说。
“那你以后还敢不敢跟我爬这棵树？”我问。
“敢！”他说，“嘿嘿，反正张校长跟我老爸关系贼好，即使被他发现他也不会打我，相反，他会打死你。”
“狗日的！”我骂着。我也分不清楚骂的是张校长还是张天津。
我很生气，于是在墙角处蹲了下来，闷闷地坐在那里。张天津感觉气氛不对，于是悄悄坐下来，挨在我身边，不敢发出一言。这时候，从胡同对面的吴大社院子里跑出几只小鸡儿，大胆地向我们围拢过来。它们“叽叽喳喳”，在我们周围抢刨着土里的食物，欢快地跳跃着。
看到这些我更加生气了，豪不犹豫地捡起一块砖头，向小鸡们扔去，其他的小鸡惊叫着跑走了，一只小鸡被我的砖头击中倒在那里，蹬了几下腿之后，躺在地上死掉了。我这才意识到，我闯祸了。张天津胆战心惊地望着我，以眼神征询着我的意见，“跑不跑呢？”。
也巧了，我们敬爱的女老师吴建芳正好经过此处，亲眼目睹了我的所作所为。她惋惜地捡起小鸡，摇了摇它，确定它已没有生还的可能，转头对我说：“你为什么要打死人家的小鸡呢？”
我无言以对。我不能告诉她是张校长不让我爬树我因此很生气，不敢拿他出气所以拿人家的小鸡撒气。这话我绝不能说，虽然我并不聪明。但我说不出更高明的话来，只好低着头呆在那里。
“这样吧，”吴老师以商量的语气说，“小鸡死了不能复生，但造成了人家的损失，人家不能白养啊，你回家拿五块钱吧，把钱给人家，就当作赔人家的小鸡。”
我更加无言以对。我家的情况我比谁都清楚，别说是五块钱，就是一块烂砖头我们也拿不出来。五块钱对我来讲，是一笔不可估量的巨款。我倒不是怕父亲揍我，倘若揍一顿能够让小鸡生还的话，我宁愿他揍我十顿。我后悔极了、懊恼极了、沮丧、自卑极了。
“你听到了没有？”吴建芳老师再次问我。我仍然低头不语。只听吴建芳老师“哎”了一声，叹了一口气，看看四下无人，吴大社没有院墙的院子更显得空阔，他们一家人似乎都没在家。她摇摇头，又叹了口气，然后丢下死鸡，离开了我们回家去了。
我望着她的背影消失在胡同北头的墙角后，撒开双腿飞一样跑着，从胡同南端消失了，转了一个大圈，最终回到北边的家里。
小鸡的事情谁也没有再提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