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叁岁之前,我一直跟着外公外婆和小姨一起生活,母亲当时在沿海一个小城市上班,与我的联系只有厚厚的书信和一周一次的长途电话。我爸,还是叫他荀常志吧,他也在那边,在做一些小生意,但从不主动跟我联系。
    十叁岁之后,我升上了初二,身为教师的小姨开始频繁给母亲打电话催她,可能是她觉得小孩进入青春期不应该缺失父母的陪伴,于是在开学半个月后的一个周末,我在这栋熟悉的小楼房里见到了阔别七八年,有些陌生的父母。
    “你又?”
    还是在这栋小楼房里,母亲吊高嗓门,难以置信地瞪了我一眼,却没再说下去。温暖粗糙的手忽然抽走,我看见她撑着太阳穴用力地揉了一下,嘴角绷直,颤动,像是遭受了什么难以忍受的痛苦。
    胸口好像被人猛打了一拳,翻涌起阵阵心疼和愧疚,我手足无措地攥着母亲的手臂晃动,否认着:“没有,妈,我没有又去干什么!我是……我是彩票中奖!就是那个……那个福利彩票!福利彩票你知道吗?”
    我说得磕磕巴巴,又担心她真不信,心急火燎地去翻包里的文件袋,将厚厚一袋文件全部抽出来往茶几上铺,嘴里解释不停:“妈,你看这是中奖的票,这是房子的合同,这是我还清贷款银行给开的收据,还有这……”
    我拿到什么说什么,心里着急,连着嗓子也在冒烟。但母亲却只是呆愣地盯着茶几,像是在看我说的文件,又像是什么都没看见。
    最后一份文件放好,我双手紧扣在一起,绞得手指都微微发白。
    “妈?”我坐立难安地望着她,又叫了一声,声音怯怯的,有些怕。
    母亲依旧没动,眼神怔怔地望着满茶几的文件,然后缓慢地眨了一下眼。
    良久,她才抬手用力地抹了下眼睛。
    “茜茜啊。”我听见她叫着我的小名,嗓音有些哽咽。
    鼻腔里涌上一股酸意,我不受控制地红了眼眶,伸手去抓她的手,如释重负道:“妈,我终于还清了。”
    在知道我中奖金额之后,母亲也没有表现出太大的惊讶,或者说刺激过度,可能是中年人经历的风波太多吧。她仍旧坐在沙发上,鼻梁上架着一副老花镜,然后拿着茶几上的文件缓慢认真地看着,像是要挨个挨个字检查一遍。
    我从包里摸出之前准备好的银行卡,踌躇地递了过去。
    “妈,我知道舅舅和小姨的钱你都帮我先还了,这几年我也没有多余的钱还你。这是你之前给我的卡,我在里面存了一笔钱……”
    我说着,视线忍不住垂下,愧疚爬满全身,让我不敢去看她。
    手里一轻,母亲很快接过了银行卡,我感觉到肩膀被温暖的手覆盖住,她轻柔地捏了捏我的肩头。
    “借条我早就烧了。”
    她嘴角噙着笑,顺手把银行卡和文件一起放回茶几上,然后转身再次看向我,有些浑浊的眼睛此刻闪着光,连带着镜片都隐约反光。
    “那接下来你准备干嘛?”母亲问。
    我这才想起自己回来的目的,凑近了去挽她的手臂。
    “妈,我打算给你和我爸一人再买一个分红的保险,然后你们离婚好不好?”
    自从十叁岁父母回到我身边不久,他们就开始闹离婚。
    一开始父母一起开了一家餐厅,因为荀常志做菜非常好吃,所以一度生意十分红火。但好景不长,很快他又开始沉迷赌博,整天不务正业。母亲为此跟他吵了好几次,最后一次打了起来,她额头上磕了一道长口,被邻居送到医院去了。
    那次闹得很大,小姨找人请了律师帮忙离婚。那时候我才知道,原来在沿海的时候,他们也经常打架,母亲头上两块缝合的痕迹都是荀常志打的。当时亲友和律师都劝说我,让我跟着荀常志,好好磨砺一下他。理所当然的我很害怕,但仍然同意了他们的话。
    可荀常志不同意离婚,也不同意分掉用母亲这些年在沿海赚钱修的小楼房,还扬言如果她想离婚,那就自己净身出户吧。
    结果也不知道是谁来劝和了,他们拉扯了小半个月,以母亲放弃离婚草草而终。但她也不继续和荀常志一起做生意了,经朋友介绍,进入了一家保险公司。
    饭店没人操持,很快就开不下去,他便直接关门,然后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地换工作,但大部分时间还是在赌桌上。
    这种日子相安无事地过了几个月,我参加了中考,成绩擦线过了隔壁市的国家重点高中的分数线,我便想去隔壁市读高中。没想到荀常志不同意,他觉得县里的省重点就挺好,因为我的成绩一进去就能拿奖学金。
    我们就这样吵起来,只是那会太小,我还不够明白荀常志是个什么样的人,于是话也跟他差不多,一句顶着一句。很快,一耳光打下来,我被扇了一个趔趄,脸上的框架眼镜掉下来,镜架被打断了。
    母亲因为这个事情再次跟他大吵一架,两个人又闹到了离婚,但依旧因为荀常志的原因没有成功。
    我还是去读了隔壁市的国重点。
    我记得那是一堂的物理课,老师正在讲焦耳定律,教室门却忽然开了,小姨风尘仆仆地站在门外。
    我被直接带回了县里的医院,匆忙的病房里,母亲安静地躺在病床上,浅色的外套上全是血,鲜红色的,深红色的,和已经干涸的灰红色交织在一起,触目惊心,让我一步都动不了。
    母亲后脑勺磕在楼梯上,一条五公分的口子,医生说再深点,人就没了。我害怕地杵在病房里,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次还是吵架。荀常志趁着母亲出差,把狐朋狗友带回家里赌博,结果他们打牌忘了时间。母亲一回家就看到乌烟瘴气的房子,当场就和他吵了起来,吵着吵着直接扭打起来,然后他一用力,母亲就摔在楼梯上。
    我在病床前守了一整夜,不敢睡,怕闭眼再出什么意外,直到确认母亲真的没事,才和小姨一起回家拿东西。家里到处都是玻璃碎片,是他们扭打时砸碎的药酒瓶和别的家具。我厌恶地将桌上的纸牌全部扔进垃圾桶,然后匆匆地拿了几件母亲换洗的衣服跟小姨出门。
    上车时,我在后车镜里看到荀常志正慢慢地往回走,他额头高高肿起了一块,太阳穴却凹进去了一个叁角形,红褐色,像血凝在了一起。
    应该是母亲打的,我心里闪过一丝高兴,带着恶意的痛快。
    母亲在医院住了一周,惊动了外公外婆,两个老人立刻赶来了医院,见自己女儿躺在病床上,气不打一处来。带着舅舅就一起去了我家,要跟荀常志要个说法。
    再见到荀常志,他半边脸仍旧肿着,太阳穴的伤口已经成了一块褐色的疤,像个瘤子似的,让他显得有些穷凶极恶。
    外公和舅舅没和他说上几句,便争吵起来。他们都是一辈子的老实人,难听话半天都憋不出一句,在荀常志那张巧舌如簧的嘴面前,脸都气红了才放出一句狠话。结果荀常志转身就冲进厨房拎出一把菜刀,指着外公和舅舅就说你们别想威胁我。
    太吓人了。我惊弓之鸟般紧捏着门把,不敢前进一步。阳光将那把晃动的菜刀反射出骇人的白光,落在现场每个人眼里,留下一片心惊。
    母亲被外公接回了老家,我跟着一起在乡下待了一周,被母亲强行送回学校。临走前我问她,能不能和荀常志离婚。母亲答应了。
    但,这次依旧没成功。
    他们分居了大半年,我因为惊吓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敢和荀常志讲话,也许是这个原因,又或者意识到我年龄渐长。在一个飘着小雪的冬天,荀常志忽然提着东西上门致歉。那之后母亲又搬回了家里,他们又像以前那样,分别住在家的两个卧室里。
    再后来,我上了大学,他们似乎没再打过架。但母亲仍打过几次电话来说要离婚,之后一样都不了了之。
    荀常志仍然在打牌,不过换了个正经的出租车工作,比以前好一些,我和他的关系也终于稍稍缓和,回家的时候偶尔也会说几句话。
    这样的关系持续到我破产前。
    被母亲接回家后,我一直被高利贷骚扰,精神状态很差,和母亲也会暴起争吵。后来母亲发现我想出国去东南亚,便趁着我睡着收掉了我的手机和护照,然后把我反锁在家里。
    独自呆在家里没有事情做,长期的焦虑让我夜不能寐,干脆就大白天躺在卧室里蒙头狂睡。
    我记得当时睡得很迷糊,卧室门忽然被人拉开,紧跟着被套被掀开,一个巴掌重重地砸在了我脑袋上。
    我被这一下打的眼冒金星,下意识抱着头蜷缩起来,后背就立刻挨了一棍。火辣辣的疼从背心窜开,我像案板上鱼一般蹦起老高,然后接着挨第二下、第叁下、第四下……
    我不记得自己挨了多少下,也听不清荀常志到底说了什么,只记得昏暗中我哭着重复“我错了”,闪躲着求他不要再打了,但仍被摁住继续打。
    那是一根木棍做成的晾衣杆,表面还有些微粗糙的切口,落在身上就能擦出一条条细长的带血丝的红痕。然后这些红痕迭着红痕,青筋迭着青筋,那条晾衣杆终于断了,荀常志停了手,转身走出门。
    我仍旧躺在床上,动也不能动。
    母亲是在晚上下班回家才发现我被打的,我依旧躺在床上,但已经没声了。后背四肢布满了斑驳肿胀的伤痕,左眼充血得像红眼病,是被那一巴掌扇的。
    我在床上躺了叁天,第四天才可以自己慢慢下床,母亲因此又跟他大吵了一架,她担心我被荀常志打出毛病,便紧急送我去了乡下外公外婆家。
    自此,我和荀常志再没说过几句话。
    “哎——”母亲长叹了一口气,手心覆在我挽住她的手背上轻轻拍了拍,“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他不是有养老保险吗?我再给他买个分红的!”我拧着眉急道:“家里也马上拆迁了,拆迁款分了你们就离婚。”
    母亲没说话,也没看我,只沉默地摇了摇头。
    我咬牙继续道:“那就把拆迁款全给他,那总会同意离婚吧。”
    “不能给你爸钱。”母亲一口否定。
    “那就买成房子,写我的名字给他住。”
    胸口凝着一团火,熊熊燃烧着,让他们离婚像是多年前就是我最想要办成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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